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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二)

2020年09月27日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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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三十年回首 题图2

 

浦东 激荡百年时代潮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二)


据浦东史志记载,浦东新区(原川沙县区域)在古代是戌卒屯垦的海疆,最早的历史沿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的梁大同元年(535),隶属于信义郡昆山县。

川沙在唐天宝十年(751)属华亭县。到了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则归属于上海县。清雍正三年(1725)后分隶于南汇和上海两县,嘉庆十五年(1810)由上海、南汇两县划出,单设为川沙抚民厅。辛亥革命(1911)后,川沙改厅为县,直隶江苏省。


1919年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与东方大港

孙中山

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来到上海。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深居简出,著有《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两篇文章,连同1917年写成的《民权初步》,合编为《建国方略》一书。

《实业计划》以英文写就,名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正是在《实业计划》一文中,孙中山提出了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

孙中山从少年时就在国外接受西式教育,后来因参加革命活动而流亡英国时,经常到伦敦博物院参观、读书。因此,孙中山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和超前的意识。建设世界大港,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深深地藏于他的前瞻构想中,尽管那时的中国非常落后。孙中山在文章中提出:在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大港。有关建设“东方大港”,他设计了两个建设方案——甲:计划港;乙:以上海为东方大港。

第一个方案,孙中山设想在上海南面的浙江乍浦建设深水港,称之为“计划港”。所谓“计划港”,就是计划、规划中的新港口。乍浦地处杭州湾北岸,自南宋以来即为商港,自古就有“江浙门户”“海口重镇”之称,清代前期和上海港并列为江南最大的两个港口。

孙中山认为“计划港”最大的优势是海面开阔,海水较深,而且没有泥沙堵塞。此外,乍浦地价便宜,也几乎不需要拆迁。通过国家先行控制土地,待海港建成后,土地升值,政府将获得巨大利益。“因其所挟卓越之地位,此港实有种种与纽约媲美之可能。”  

建国方略 孙中山建国方略 第一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孙中山的理想方案。他之所以最先考虑选择乍浦建设“计划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港的淤塞:“扬子江之沙泥,每年填塞上海通路,迅速异常,此实阻上海为将来商务之世界港之噩神也。”孙中山曾多次向外国疏浚专家调研此事,苦于找不到对策。

建设一个新港,最现实的问题是巨额资金难以筹集,且需要很长时日。为此,孙中山提出了第二个方案,计划“以上海为东方大港”

上海港自建立以来,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汇聚了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和全国的物流、人流、资金流,经过长期发展,上海已成为国内外经济交流的枢纽和国际化大都市。如果对上海港进行改造,具有投资少、速度快、连续运行性好、经济效益佳等优点,还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更多、更快地吸引外资。因此,孙中山认为“上海有特殊地位,由此审度之,于上海仍可求得一种救济法也。”

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孙中山详细论述了他的计划构想,还绘有地图,并作了详析,他写道:“依我计划,当更延长浚渫局所已开成之水道,又扩张黄浦江右岸之弯曲部,由高桥河合流点开一新河,直贯浦东,在龙华铁路接轨处上流第二转弯复与黄浦江正流会。如此,则由此点直到斜对杨树浦之一点,江流直几如绳,由此更以缓曲线达于吴淞。”

《建国方略》中的东方大港图

孙中山设想:从上海浦东东北部的高桥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开挖一条弧形运河,让从长江或东海进入上海的轮船通过这条浦东运河直溯黄浦江中游,并将弯曲而又有大量泥沙淤积的黄浦江下游填埋了。

对于黄浦江填平后与新开挖河道之间的土地,按孙中山的设想:“此新河约三十英里之地圈入,作为市宅中心,且作为一新黄浦滩。而现在上海前面缭绕瀠洄之黄浦江,则填塞之以作广马路及商店地也。此所填塞之地,当然为国家所有,固不待言;且由此线以迄新开河中间之地,暨其附近,亦均当由国家收用,而授诸国际开发之机关所支配。如此,然后上海可以追及前述之计划港,其建造能为经济的,可以引至外国资本也。”

显然,孙中山这样设计是考虑到了上海的租界问题,西方列强只关心租界利益,对建设浦东不感兴趣。因此由中国政府自己来新开一条河道,既可以建设市宅中心,又可以将这些新增繁华地带土地价格上涨的收入作为改造上海港的资金来源。这样,浦西浦东浑然一体,而且土地属于中国政府,那些占据黄浦江西面租界的西方列强也奈何不得。

孙中山还提出:“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应严守之。故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又沿新开河左岸建一新黄浦滩,以增加其由此计划圈入上海新地之价值,皆须特为注意者也。盖惟如此办法,而后上海始值得建为深水海港。亦惟为此垂死之港,新造出有价值之土地,然后上海可以与计划港争胜也。”

作为一名领袖级的政治家,孙中山还考虑到了“获利”问题,他还希望引进外资:“其建造能为经济的,可以引致外国资本也。”但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西方列强正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引进巨额的外资谈何容易。至于利用土地增值,高价出售,或“授诸国际开发之机关所支配”,在没有先行资金的支持下,也是空中楼阁式的构想。

事实上,孙中山的宏伟计划确实为后来历届政府在编制上海城市规划时以更大的想象空间。从上世纪20年代末起,上海的许多有识之士和城建专家都不同程度地吸取参考了孙中山的宏伟设想,一直在计划构想开发浦东地区。

曾为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杨建文回忆,上世纪80年代,时任副所长的陈敏之在主持国家“六五”计划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时,就曾“带领我们重点参考了《建国方略》中就上海建设东方大港和开发浦东的规划思想。”

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建国方略》的那一刻,杨建文受到了震撼:“这本书从全局考虑的思路对我们影响很大,具有很大的视野和气度。它讨论的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要根据这个思路考虑上海的问题,从全国、全球的角度考虑上海的发展,不然只能是解决短期具体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最终形成基于全国、全球视角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本节图片来自上海档案馆)


1958年 从浦东县到浦东新区


1949 1950 上海市全图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市被列为中央直辖市,时辖有黄浦、老闸、新成、邑庙、蓬莱、嵩山、卢湾、常熟、徐汇、长宁、静安、江宁、普陀、闸北、北站、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榆林、杨浦等20个市区和新市、江湾、吴淞、大场、新泾、高桥、真如、龙华、斯盛、洋泾等10个郊区。

其时上海市的总人口约为540万,其中市区人口约450万人。在浦东地区的建制为高桥区、洋泾区、杨思区。

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任务,实现旧上海向新上海的转变,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稳定、改造上海,行政区划也不断调整。

1952年11月,市政府把原洋泾区高庙至张家浜沿江一带地区划出,新成立了东昌区,全市共设18个区。

1956年,党中央提出积极合理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支持上海市以工业和科学技术两大基地为目标来引领国家工业化发展。当年2月,为推动浦东地区的发展,市政府把高桥、洋泾、杨思3个区合并成东郊区(后浦东县),并将原杨思区所属沿江自塘桥至周家渡一段划归东昌区

新的东郊区内原来的三个区之间,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为此,东郊区的干部群众经过一年奋战,筑建了一条起自杨思至高行镇(后延长至高桥镇)的干道,以两镇字首为名,称为杨高路

为解决上海市辖区面积狭小、人口众多、副食品供应短缺等发展瓶颈与民生问题,1958年,国务院批准将历史上与上海关系密切的江苏省的嘉定、宝山、上海、川沙、青浦、南汇、松江、奉贤、金山、崇明等10个县,相继划入上海。这是上海建市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奠定了今天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的基础。

当年8月,市政府把东昌区、东郊区合并成浦东县,将其城市化地区划入市区,农业地区划入毗邻的县。浦东县东邻川沙县,西临黄浦江,南至上海县界,北达长江口。面积158.85平方公里,县下辖11个公社、3个县属镇和6个街道办事处,全县约12万户,52万人。

1958年上海市政区1964年上海市政区

1960年,上海市新设闵行、吴淞两区,闵行区由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闵行卫星城、以化学工业为主的吴泾卫星城组成,吴淞区主要下辖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吴淞、蕰藻浜工业区和浦东的周家渡地区。与此同时,将区域较小的蓬莱等6区撤销,并入相邻各区。

10月,根据市政府的决定,撤销浦东县建制。撤销后的浦东县农村地区的11个公社,3个县属镇划入川沙县,沿黄浦江边城市化的6个街道办事处和高庙地区分别划入杨浦、黄浦、南市三个区,成立仅2年2个月的该县被撤销。

1964年,市政府为加强集中领导,以适应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需要,撤销吴淞、闵行区,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杨浦区和徐汇区。至此,全市共有10个市区和10个郊县,共20个区县。这一市区区划建制一直延续了16年。

1994年图1990年5月31日,浦东规划图

为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上海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明确提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

随着《浦东新区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市区行政区划也作了相应调整。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复撤销川沙县建制,将其与黄浦、南市、杨浦3个区的浦东部分和原上海县三林乡合并,设立浦东新区。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行使一级政府的职权,负责新区行政管理工作的运行。

为进一步提升浦东实施国家战略的承载能力,提供转型发展新空间,2009年,国务院又批准撤销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浦东新区。截至目前,浦东新区以上海市1/5的土地面积、1/4的常住人口,创造了上海1/3的经济总量、40%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50%的金融业增加值和60%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1980年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


1978年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东南沿海的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迅猛发展,上海逐步褪去耀眼的大都市光环,种种压力和时代发展的巨轮激发了上海各界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的强烈愿望。

1980年10月3日,上海《解放日报》以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沈峻坡写的一篇文章,对上海经济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文章指出上海经济现状有十个全国“第一”,五个全国“倒数第一”。

《解放日报》为此文加了编者按,号召全市各条战线,特别是经济战线的同志都来就这篇文章对上海的建设方向问题展开讨论。编者按认为,造成上海这一严重情况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量的事实表明,根本原因在于左倾思想对经济领域的长期干扰和破坏。只有进一步把左倾思想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来认识建设上海的方向,才有可能为发展上海提供一个正确的方针。以下为文章正文: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

——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讲了制订长远规划的问题。他说:制订长远规划是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前提。近几个月来,本市有些部门也在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这个总题目,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上海的发展方向,酝酿制订长期规划。我觉得,要探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首先必须弄清上海的现状。

据我了解,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

19801003解放日报头版一、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产值之大,居全国各省市第一位;

二、出口总产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本市产品占60%,创汇之多,居全国第一位;

三、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上缴之多,居全国第一位;

四、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79年为30,013元,高于全国各省市平均数1.5倍以上,居全国第一位;

五、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1979年全市平均63.73元,为全国平均数的四倍,居全国第一位;

六、工业资金周转率为69.5天,周转之快,为全国大城市的第一位;

七、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1979年为1,590美元,生产水平之高,居全国第一位;

八、能源有效利用率,1979年为33%,高于全国平均28%的水平,居全国第一位;

九、商品调拨量,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居全国第一位;

十、输送技术力量,解放以来上海迁往内地的工厂300多家,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100万人,居全国首位。

上海也有全国“倒数第一”的,其中主要有这五项:

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

二、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

三、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000多户),占全市户数5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四、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五、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十个全国第一和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在上海同时并存,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上海在取得重大进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出现了不少矛盾。主要是综合平衡遭到了破坏,比例失调相当突出。由于长时期来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上海在经济上的发展极不正常,已形成“畸形状态”。具体表现在:

重生产,轻消费。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视和抓好生产,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三十年来,上海在工业生产方面,总是一马当先,名列前茅;而在城市建设方面,却是“老牛拖车”,一直落后,从而形成“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其所以会这样,同过去片面理解“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总认为只要抓生产这一头,不管消费那一头,城市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变成生产的城市,城市也就改造好了。这是歪曲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错误之一是,把消费的积极作用轻易否定了。生产决定消费,反过来消费又影响生产。“消费创造新的生产需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那种认为积累、生产是积极因素,消费、生活是消极因素;抓生产天经地义,抓消费可有可无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左倾思想在经济上的反映。错误之二是,把消费的概念任意扩大了。如把教育、科技这些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部门,看成是“消费”;把商业服务业这些担当社会主义流通任务的第三产业,也当作是“消费”;至于明明都是属于生产范畴的城市建设,像交通设施、环境保护设施、劳动保护设施等等,因为要花钱,也被划为“消费”这一档。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松“消费”,去建设“纯粹”的生产城市,势必造成今天的城市拥挤,住房紧张,三废严重,交通阻塞等等,对人民生活欠账累累,使生产发展增加重重困难。这些都是离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产物。

重挖潜,轻改造。上海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充分挖掘潜力,是完全应当的。三十年来,上海工业生产增长25倍,基本上就在市区这141平方公里的“螺蛳壳里做道场”,主要依靠95%以上的老企业、老厂房、老设备挖潜力。长时期来,许多老企业一直用简单再生产的“本钱”,一再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要求。于是只好大挖潜力,硬挖潜力。

事物的发展都有个限度,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以工业生产来说,生产一再发展,就发展到马路上去了(马路仓库、马路工厂);厂房不断扩建,就扩充到居民当中去了;设备尽量利用,不少已“超负荷运转”“带病运转”,达到了硬拼硬上的程度;场地充分挖掘,把托儿所、食堂、厕所也挖掉了。群众反映:“真是挖到骨子里了。”像这样不给补偿地一味“充分利用”,挖潜不已,结果只能使这个老基地“操劳过度”“消耗殆尽”,一个先进的城市就可能向后进转化。

重速度,轻效果。三十年来,上海工业平均每年以11.3%的增长速度前进,超过了全国的水平。像这样一个基数比较大、新建扩建企业比较少的老基地,始终保持高速前进,是很不容易的。但单纯追求速度,容易丢掉综合平衡,结果实效并不好。上海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来说,生产发展速度不低,效果也不差;然而从全市来看,各行各业一齐上马,全面发展,虽然产值搞上去了,速度搞上去了,但能源越来越紧张,原材料不足的困难越来越大,城市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全面的经济效果并不好,整个的社会效果也不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三十年来发展生产的速度很快,改善人民生活的步子很慢,这种速度同效果的脱节,手段和目的的分离,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重积累,轻补偿。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向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三十年来,上海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近几年来,几乎是一年上交一个上海。这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光荣,今后还应继续发扬这种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精神。但是,由于过去国家财政统收统支,越是生产先进、积累较多的地方,往往是国家给的投资越少,补偿也不足。三十年中,国家给上海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上缴的7.38%,数量甚少,弥补不了生产消耗。在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仅占上缴的1.23%。城市建设欠账越来越多,上海一直在老化。在贯彻“八字”方针中,就国家来说,有个调整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问题;就上海来说,也有个调整上缴和补偿的比例关系,以及留有一定的地方财政,解决上海地方上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和编者按发表后,在上海各界及各条战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读者认为,这次大讨论真正抓住了20多年来上海经济问题的要害。如果不正视不解决这些问题,上海的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


1990年 浦东开发开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5月9日,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出席新加坡企业中心(上海)新址揭幕暨新加坡企业中心(成都)成立仪式并致辞。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成员、浦东新区副区长。他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浦东开发开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突发的奇思妙想,也不是一个匆忙的决定,而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国际国内基本形势变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为了开发开放浦东,上海前期作了很多准备工作


80年代初,围绕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等问题,上海各界就展开了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1980年,上海市规划局办公室的陈坤龙就写过一篇名为《在浦东新区建设“新市区”》的文章,呼吁上海市政规划要“往前拱”。

从国家层面来看,42年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就是“由点到面、连线成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分别是紧邻大陆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广东深圳、珠海,和福建汕头、厦门。

1984年,中央决定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上海位居其中。这14个城市北到大连,南至北海,沿我国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分布,当中中间的那个“点”就是上海。

长期以来,上海都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追溯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上海建设东方大港和开发浦东的规划思想,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邻外滩的浦东地区开发建设问题,被提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对于当时的上海来说,如何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入的改革,具体要从哪里突破?

1986年4月,在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主持下,市政府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初步方案,并向中央上报了《上海市城市规划方案汇报的提纲》。1985年2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市报送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其中明确提出:上海市今后发展要“重点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

1986年4月,市委、市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汇报提纲》。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第一个报经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批复中提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高校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预示了浦东开发将成为上海今后发展的新突破。

这一时期,久居美国的华人林同炎,一位举世公认的桥梁建筑大师,给时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用钢笔一字一字写出来的万言书,提出了上海要立足浦东、放眼世界的一系列建议。

以此为契机,市政府专门组织一个班子来认真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战略,名为“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研究小组”。盛情聘请林同炎、陈乃东等海外华人,还有新加坡的学者、巴西的城市建设专家,以及世界银行的中国执行董事许乃炯等为咨询研究小组的海外顾问。

这个小组成立于1987年7月7日,设有一名组长、一名副组长、六名成员。老市长汪道涵担任顾问,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为组长,副组长是建设局局长张绍樑。组员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於品浩、规划设计院李佳能、土地管理局俞汉卿和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的陈泽浩和上海外贸学院国际经济法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周汉民。

回首往事,周汉民感慨道:“浦东开发开放犹如平地起高楼,背后积聚了很多‘能量’:一是有识之士的热情呼吁;二是有中央给上海的战略要冲定位;三是有连续多个相关方案提到浦东开发开放的现代化和新区建设的意义;四是有海外同胞的睿智建言;五是有政治家的远见和引领,终于把‘众智’打造成为了‘事业’。”


这件事,人们已经等待了太久


据周汉民回忆,当时办公条件很紧张。中山东一路12号原市政府大厦底层搭有一排铁皮房,就借了一间给小组办公,电话分机是“0”号。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比如,是以浦东的一角为试点,还是把整个浦东都作为试验田?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大家都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工作充满了激情。

汪道涵老市长给周汉民的研究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开放度研究,也就是“门开多大”。15度?45度?90度?还是干脆不要门?另一个是浦东新区的法律框架研究。

那年夏天,海南处于建省的关键时刻,正在制订30条开放政策。研究小组就去海南实地调研。1988年初,又前往美国旧金山,倾听国际人士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建议。

小组花了一年时间最终形成了浦东开发开放可行性报告,主要研究了四大问题: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jpg一是战略研究。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战略研究就是要做到深谋远虑。二是政策研究。还是一句俗话:办酒容易请客难。政策研究就是要解决如何让人近悦远来,又能够流连忘返。正所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研究落地的问题。第三个是法律条例研究。第四是资金筹措研究。

浦东开发开放可行性报告七易其稿,吸收了海内外200多位专业人士的真知灼见。报告完成后,小组希望开一个国际研讨会来研究相关设想是否确切、合适,是否具有吸引力和可操作性。

1988年5月2日至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西郊宾馆举行,邀请140多位中外专家与会研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会上表示:“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重视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来不及相应地进行城市改造和建设,以至于削弱了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这种状况当然不允许再延续下去。”他说出了当时1000万上海市民的心声。会上,大家建言献策,非常踊跃。浦东开发开放这件事,人们已经等待了太久。

小组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是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

具体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三点”即陆家嘴、黄楼(大致为今天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区域)、外高桥,“一线”是沿杨高路开发一条新路。这个构想得到与会者的肯定,认为“积极进取,大胆且可落实”。现在来看,陆家嘴、外高桥是按照当年设想建设的,黄楼这个点移到了金桥;“一线”变成了新建的世纪大道,大致沿东方路开发。报告在国际研讨会之后再经修改,由市委、市政府呈报中央。

1989年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当时,上海市82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有一万多个生产点、5700家工业企业,占全市工业企业的55%;全上海有几十万户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约为4平方米,其中还有三万多户人均居住面积不到2.5平方米;上下班高峰时的公交车上,1平方米大小的地方要站12个人……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窄、绿化之少,是现今不可想象的。

1990年 春节 邓小平 上海(人民网)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成立。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挥手者)出席了成立仪式。新华社记者杨溥涛摄

1990年初,邓小平到上海欢度春节,他在听取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汇报的关于开发浦东的战略设想后,把眼光投向了与繁华的浦西仅一江之隔的浦东。2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

3月初,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于4月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大会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同意加快浦东开发的决定,同时指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是中央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作出的又一个重大部署,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把开发开放浦东从地方战略构想提升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引起世界瞩目。

上海市委明确提出了浦东开发的目标: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开发浦东的政策和措施。9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市政府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具体政策规定。浦东开发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浦东开发启动之后,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中外金融机构纷纷踏上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外商投资逐年增加。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开始奇迹般地崛起,带动了全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

浦东新区由此成为新上海的象征,浦东开发开放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为上海抓住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宝贵机遇,打出了一张让世界惊叹的“王牌”。

(本文资料与图片均源自人民网、解放日报、澎湃新闻、市方志办、市档案局、浦东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  戴维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