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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三)

2020年10月13日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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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三十年回首 题图2

浦东 贷款融资打王牌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三)


导读:浦东开发开放的辉煌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至1990年初,酝酿规划浦东开发开放;

第二阶段:1990年4 月至1992年底,浦东开发开放正式起步;

第三阶段:1993 年初至2000 年上半年,浦东开发开放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阶段:2000 年下半年至2010 年,浦东开发开放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齐头并进;

第五阶段:2010年起,浦东开发开放实施全面建设外向型、多功能的现代化新城区。

浦东开发开放为上海抓住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宝贵机遇,打出了一张让世界为之惊叹的“王牌”。


时代之问 建设与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上海

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肩负着全国1/6财政收入的重任,每年近85%的财政收入需上缴国家。如在1983年,上海财政收入156亿元,其中131亿元要上缴国库。

而在此期间,全市人均住房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的共45.5万户,占全市160万户的28.4%;全市有38万平方米的危房急待改建,棚户、简屋322万平方米,占全市住房面积13.7%;全市煤气气化率仅为49.2%,由上海解放初的全国第一位下降至第11位。

上海 老城厢4上海 老城厢3

1980年2月,上海市规划局办公室的陈坤龙针对上海“城市病”严重的问题,在市建委的《基建情况》内刊上撰写了《在浦东新区建设“新市区”》一文。随后,他又以《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为题,在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上海城市‘乱、挤、脏’的现状,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向浦东这一个广阔地区发展是比较理想的。”

1980年10月3日,一篇题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持续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和市民大讨论。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与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上海?成为当时1100多万上海人民街谈巷议的“时代之问”。

1984年4月,市计委、市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市社科院联合举办“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代表300余人,第一次就上海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展开讨论,浦东开发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7月,“改造上海、振兴上海”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每年85%的财政收入上交中央国库后,除去吃饭财政的日常支出,捉襟见肘的建设资金想要实现发展蓝图无疑是痴人说梦,遥不可及。

1984年12月,市政府和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联合向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正式提出开发开放浦东的设想,并提出上海的城市和工业布局“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这一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肯定。

1986年2月至3月,由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联合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等单位,组织全市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学者,先后召开了两次“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

会上,形成了拟用建设新区的办法来支持老市区改造的可供选择的四个方案:

“北上”方案—沿长江南翼开发宝山、吴淞地区;

“南下”方案—向邻近江浙两省的闵行、金山等地发展;

“西扩”方案—向虹桥机场以西拓展;

“东进”方案—跨过黄浦江向东开发浦东,振兴上海。

从发挥国际市场功能以及地理位置、对外资吸引力、疏解市区诸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东进”方案思路为上策很快占据了主导位置。这是由浦东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外高桥有7公里长的深水岸线,可建40多个万吨级泊位,相当于黄浦江沿岸码头之总和。更重要的是,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要发展在经济、金融、贸易以及交通枢纽方面的重要功能,从外滩可以向陆家嘴地区延伸,向宽阔的浦东新区拓展。

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市政府此前报批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并指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1987年12月23日,由江泽民签发,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国内外公布了 《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并宣布于1988年1月1日起正式试行。这部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八易其稿完成的《办法》,是在《宪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创制的我国第一个允许国有土地使用权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政府规章。

1988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国际研讨会”,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和市政府顾问汪道涵等,与来自国内外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共商开发浦东大计。

江泽民指出:“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开发浦东,建设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并提出,开发浦东要再造“上海经济中心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将浦东的开发作为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

9月,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在北京向中央领导专题汇报上海开发浦东新区的准备工作情况,中央领导强调指出:浦东开发的主要方针是利用外资,并同意建立开发浦东的筹备机构。

12月15日,跨越黄浦江的南浦大桥打下第一根桩基,开始了越江工程建设。在理论研讨、规划制定、方案报批并等待批准的同时,上海开始将开发浦东的规划从纸面落实到了行动上。

198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调任中央,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0月,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在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指出,“要加快开发浦东。上海进一步开放的重点就放在浦东开发上,我们正在采取实际步骤加快开发浦东。”“我们欢迎外国企业家来浦东投资。”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指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198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李鹏、乔石同志在一起交谈。

1989年11月,邓小平和江泽民在北京交谈(新华社照片)

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宣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邓小平赞扬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

11月中,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开发浦东新区领导小组。至此,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条件到上世纪80年代末已趋成熟。

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大会时,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开发区的政策。

他要求上海的同志进一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好治理整顿,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群策群力,艰苦奋斗,把开发浦东的事情办好, 为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巩固和发展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局面而努力。


勇立潮头  中央同意加快开发开放浦东

1990年元月,邓小平来到上海欢度春节。1988年至1994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而且年年都有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大手笔。

1990年 春节 邓小平 上海(人民网).jpg

1990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年 

1月17日(大年初一)上午,朱镕基、陈国栋等上海市主要领导来到新锦江大酒店41层给邓小平拜年。他在听取了时任市委书记朱镕基汇报的,关于开发浦东的战略设想后,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赶快给中央报。”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心里仍然牵挂着浦东的开发。他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2月17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见结束后,他特意叮嘱交待国务院总理李鹏说:“你是国务院总理,你要关心上海的开发开放。”

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

3月3日,邓小平又找江泽民、李鹏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目前国际上有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发展,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要研究一下那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他强调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4 月1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

4 月14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来上海考察浦东外高桥地区和正在建造中的南浦大桥工地。15日,在听取上海市的工作汇报和开发浦东的设想后指出:中央原则同意上海浦东进一步对外开放。开发浦东,开放浦东,中央同意给一些优惠政策,也就是实行经济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李鹏说,开发浦东, 要充分发挥上海的优势。上海在历史上就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由于历史原因,前三十年发展比较缓慢,这十年发展就比较快。钢铁、石油化工、轿车、造船、电子和轻纺工业等都是在全国领先的。

上海有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流域作为腹地,又有长江这样的黄金水道。总之,开发浦东具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优越条件, 上海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的综合优势,更多地吸收利用外资开发浦东,发展现代化和外向型的工业。  

4月23日,市长朱镕基应美方要求会见美驻华大使李洁明。朱镕基向李洁明等介绍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形势。

他指出,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社会、人心是稳定的。虽然上海的经济遇到一定的困难,但这是暂时的现象。为了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上海从两年前就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并正式宣布浦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上与特区差不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慎重决策,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继续实行开放政策。

4月27 日和5 月2 日,市外办与市有关部门分别组织日本驻沪企业、外国驻沪领馆人员、常驻上海记者40 余人以及英、美、德等国家的记者,首次乘上海号游艇考察采访了在建的南浦大桥和外高桥码头项目工地。

4月29日,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后,第一个被批准在浦东投资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中美上海杜邦农化有限公司在浦东成立。

4月30日下午,市政府在锦江小礼堂召开浦东开发新闻发布会,市外办邀请各国驻沪领事机构、外国新闻媒体、外商港资企业和中央、地方媒体数百人参会。

常务副市长黄菊在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上海市浦东总体规划方案》,以及上海将实行的国内其他经济开发区和部分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

他指出,浦东新区作为整个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区开发将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逐步向纵深拓展。为开放浦东,开发浦东,上海热诚地欢迎外国朋友,港、澳、台同胞积极参与并进行投资,上海将提供日臻完善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机会。

浦东开发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就达几百亿元。过去上海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浦东开发过程中,欢迎以上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府继续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发布会上,市长朱镕基就浦东开发资金来源,投资环境和在沪设立外资银行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5月3日下午3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在浦东大道141号挂牌成立。5日下午,市外办上海外事编辑部派员采访了开发办公室,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了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工作形象。在布置简单的接待室里,许多客商围着工作人员问这问那,接待人员则热情、和蔼、不厌其烦地认真作答。

浦东开发办公室挂牌后,从5 月3 日至5 月5日中午,闻讯而来的客商即达150 多人次,平均每天要咨询接待四、五十位。客商们往往问得很仔细、很具体。而面对每位来访者,接待人员都要请他填写“来访登记表”,表上除填写来访者的身份和联系方式外,还要填写“投资意向”“投资额”“投资方式”“对中方要求”等,接待人员则要在每份表上填写“处理意见”,以便与客商保持联系,及时总结接待情况。

办公室还有一条没有文字规定,却人人都在执行的准则,即凡有来访必须要热情接待,无论在上班前还是下班后;不管是来访还是电话、信件,有问必答,决不拖沓,决不回绝。常常是下班时间早已过去,而接待室里仍然热闹非凡。一些本来可以不接待的来访,接待人员也决不一推了之,而是尽可能使来访者满意而归。一种全新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正在这里蔚然成风。

提起效率, 浦东开发办公室也是有口皆碑。5 月2 日上午,市府对刚拿到通知就来报到的浦东开发办的同志进行了动员,下午,他们即开赴浦东。下午4 时,第一次碰头会上,许多互不相识的同志便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起工作来。3 日上午,办公室同志各就各位正式开始工作,下午挂牌仪式后,对外接待工作随即展开。4 日,第一次办公会议召开;5 日,第一期工作简报就印发出来了。

在这里,既不是先组建,后工作;也不是边组建,边工作;而是边工作,边组建。工作,在这里是第一位重要的。办公用品不足,大家凑合着用;保温瓶不够,宁可不喝开水。在这按常规还不适合办公的地方,一项全新的事业就这样不同寻常地扎扎实实开展起来了。

5月4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请示中将2月26日上报的《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中浦东开发的范围,扩大至黄浦江、长江口至川杨河所包含的地区。面积由160平方公里拓展至350平方公里;实行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把浦东建设成为高起点、高层次新区。6月2日,中央批准了这个请示。


用改革的思路落实浦东开发开放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几番话与浦东开发开放密切相关,激励着浦东开发开放初期投身改革和建设的每一个人。

他曾坦言:“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这些话,明白无误地确立了上海的定位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1992年2月7日,邓小平(前中)、杨尚昆(前右)考察上海杨浦大桥浦东工地。

1992年2月7日,邓小平(前中)、杨尚昆(前右)考察上海杨浦大桥浦东段工地

黄奇帆:浦东开发开放的十条政策

黄奇帆曾于1986年至1990年担任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对全国改革开放、上海经济发展十分关注,有过不少思考。1990年6月至1993年1月,担任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浦东开发:中央给予那些政策支持?

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朱镕基等市领导汇报了关于开发浦东的一些建议和设想,得到了积极肯定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形成开发浦东的请示报告,于2月26日上报中央。

3月28日至4月7日,姚依林副总理带领国家有关部委主要负责同志来上海调研浦东开发工作。其间,提出浦东开发要再加上“开放”的定位,开发基调是参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加上某些特殊政策,开发面积初定在160平方公里。

调研中,除了中央支持浦东开发开放的十条政策,上海还提出几个希望中央考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土地收益的使用分配;关于进一步放开搞活金融业,包括能否组建中外合资财务公司、能否开办浦东发展银行及是否允许设立外资银行等。

关于浦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海当时提出建设外高桥挖入式深水码头、浦东机场、浦东铁路等项目;关于发展第二产业,上海提出希望把国家重点产业项目优先放到浦东等。

中央各部委和上海市有关部门讨论、调研了十天,最后汇总形成了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内容包括浦东开放度的定位:以现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为基础,实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

汇报提纲还讲到了浦东开发区政策制定应当体现的几项原则

第一,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向。既要考虑如何扩大浦东开放度,如何有利于增强上海自我滚动、自我发展能力,又要考虑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加强对经济活动的计划调节。

第二,不改变现行的财政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不影响上海对中央的财政上缴、外汇上缴任务和在沪中央直属企业利润上缴任务。

第三,既要增强浦东对外资的吸引力,也要避免与浦西、上海邻近区域的差距过大。

第四,新区新事新办法,老区老事老办法。

1990年4月23日,黄奇帆参加了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召开的浦东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会上,接受了参与浦东浦东开发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把中央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十条政策形成具体的法规条文

十条政策的全部内容十分简单,就两页纸。另外一条,文件上还没写,但内部口径是允许上海浦东新区搞证券交易所,进行资本市场的探索。这十条政策,直白地说:

一是出口加工区内生产型三资企业缴纳15%所得税,经营期十年以上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二是区内自用物资免进口关税、增值税;三是新区企业生产建设必要的车辆、器材免关税,四是外资搞基础设施,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五是外资可办银行及分行、财务公司、商业等第三产业,现行规定不许可的,要逐项报国务院审批;六是对外资企业,提出生产性项目产品以出口为主,产品如果以产顶进的,补关税可以转内销。区内企业内销替代进口,可补税后销售;七是办保税区,可从事转口贸易、出口业务。对保税区内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护照,提供出入境的方便。八是区内中资企业也可减免所得税;九是区内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50年至70年;十是浦东开发新增财政收入部分,“八五”期间不上缴,“九五”期间先看一两年再定。

这些,再加上允许办证券交易所的政策,是集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十条政策、五大特区的九条政策和特区都没实施的五大政策(外资可以办百货超市,办银行、保险、财务公司,办保税区,办证券交易所和扩大浦东新区五个审批权)于一体。

“八五”期间,中央财力对浦东还有个五年支持,可以概括为“1、2、3、4”贷款额度,即:中央每年给予浦东1亿美元利用外资的额度;中央财政每年戴帽下拨2亿元人民币开发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到期偿还本金利息和收益);每年给上海3亿元人民币企业技术改造和浦西企业搬迁浦东技改专项贷款额度;人民银行再单拨上海浦东每年4亿元人民币开发贷款额度。

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央层面制定对上海浦东的大政方针,具体包括开发度定位、开发范围、优惠政策的四个原则、十条具体的优惠政策、“1、2、3、4”的财力支持等,这是浦东政策编制的第二阶段。

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特点,当时有一天,朱镕基对黄奇帆和他的同事们说了浦东新区命名的内涵:“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接到任务后,黄奇帆立即组织了两个层面的起草工作,一个是全市近20个委办局根据十条政策起草各自相关条文和实施意见,另一个是由各委办派出得力骨干参加市里文件起草小组。

在那两个月里,五加二,白加黑,日夜奋战,除了将80年代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区的具体政策条款悉数收集、一网打尽,纳入浦东新区政策外,更重要的是研究特区没有干过的五方面事项。

所有这些事,现在看来很稀松平常,但30年前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中央有关部委、各兄弟省市都没干过,也没相关文件参照,可以说是件件破天荒,件件都是烧脑的重大创新突破,只能参照欧美各国的国际惯例,按WTO等国际组织的规则,再结合国内经济、法规的实际状况或移植或修改变通,形成相应的文件。

7月中旬,起草小组形成了十个文件,经浦东开发办公室领导小组、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相继审议通过。

7月下旬,由市领导朱镕基、黄菊带队,黄奇帆等人随行去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并于9月初得到批复。9月10日,在锦江小礼堂,召开了一个由上海市政府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参加的浦东新区具体政策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九个文件,另有一个内资政策规定只做不说没对外公布。

黄奇帆对这十条政策和落实政策的十个文件之所以仍记忆犹新,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些政策可以说条条都蕴含了浦东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勇气,其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历年出台的各种政策文件中所罕见的。

力度大,不是指给多少钱,这里面一分钱也没有,但如果能够把政策落实到位,发挥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开发开放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功能,那么这十条政策的含金量是划时代的。

相反,如果没有开放的头脑,没有改革的思维,没有各种具体的国际业务知识和见识,只会按照本本主义照本宣科式干活的话,就无法把中央的政策变成具体的、有实践意义的条款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浦东新区落实十大政策的具体措施制定过程,其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果。


发展面临首要问题:钱从哪里来?

1990年6月,朱镕基带队赴香港、新加坡考察,走之前给起草小组布置任务,要求准备好浦东新区具体搞开发的方案。在常务副市长黄菊领导下,浦东开发办的同志们准备了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功能区先行开发的方案。朱镕基回来后,和黄菊召集开发办领导开了个专题会。

在听取起草小组的汇报后,朱镕基同意三个开发区的先行开发方案,并要求借鉴新加坡裕廊开发区经验,“三区”起步的头三年要有气势地启动建设,至少需要各投入100亿元人民币以上,长远看要投入100亿元美元以上,“但市政府没钱,我只能给你们每个区3000万元开办费,实际开发的资金筹措,请你们浦东新区自行想办法。”散会后,黄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黄奇帆,由他牵头与有关同志和部门商议拿出具体的筹资方案。

黄奇帆用了一周时间,形成了一个三管齐下的找资本金方案。一是按照浦东新区允许搞土地批租的政策,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找钱;二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大开发区公司通过招商引资成立股份制开发公司找钱;三是利用浦东新区开办证券交易所的政策,近水楼台先得月,让三个企业上市融资。

三管齐下找到足够的资本金,而有了资本金,开发公司就可以从银行贷款融资,进行征地动迁、基础设施开发形成熟地后,再通过土地开发转让,形成三个公司100亿元以上的滚动开发资金。

此方案一经批准,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1990年7月下旬,宣布了金桥、外高桥、陆家嘴三大公司领导班子,开始公司筹备工作,9月成立了三大公司,尔后开始了三管齐下找资本金的工作。

除此之外,浦东开发整个面上也采用了多渠道筹资开发的办法,用足用好浦东开发优惠政策,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批租、证券市场和金融融资。到2000年,浦东开发的第一个10年,通过土地批租、股票市场、引进外资内资及金融机构融资贷款等形式,总共筹集了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开发资金。


发挥金融作用:建设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听取朱镕基关于开发浦东新区规划宗旨: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东西联动的汇报后,老人家即兴讲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是现在就要做起来。”

当时,黄奇帆有幸在旁边聆听,受到极大震撼,觉得这段话是世界级的、非常深刻的至理名言,于是就记了下来。按照小平同志的理论,中国的金融在世界上真正有地位,就是中国的人民币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的时候,这是金融强国实现的标志。要知道,1990年、1991年的中国货币根本连贸易项下都没有自由兑换,一切都是管制的。

在那个时刻,老人家就非常深刻地、高瞻远瞩地认为今后货币必须要自由兑换,是多么睿智、多么具有前瞻性!小平同志说了这个话以后五年,到1996年时,中国的人民币在贸易项下就实现了自由兑换。

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中国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结算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也有一些国家把我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2015年,人民币加入了SDR。

再过二三十年,当有一天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也能够自由兑换的时候,当有一天人民币不仅成为贸易清算、结算货币,而且成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货币,成为各个国家的储备货币,成为世界各国货币中的一种锚货币的时候,小平的预见就实现了。

老人家曾说,这件事要很长时间。相信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这个货币目标一定能实现。

1990年的上海浦东滨江大道地带.jpg

1990年的上海浦东滨江大道地带


贷款引资搞建设 自己借钱自己还

1990年之前,原来的黄浦区、杨浦区和南市区在浦东都有区属地盘,当时的浦东有“三区两县”的说法,“两县”就是川沙县和上海县的一部分。浦东开发开放后,“三区两县”合并为浦东新区,当时面积为570平方公里,开发面积为350平方公里。到2009年8月,南汇区并入浦东,浦东新区的面积正式变更为如今的1210平方公里。


邵煜栋:建立“自己借钱自己还”的机制

曾任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办公室负责人的邵煜栋回忆,当时中央每年1/6的财政收入由上海贡献。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上海自身的发展困难重重。财政收入上交中央政府后,余下的仅能支持城市最低维护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欠账累累,住房拥挤、交通堵塞、越江困难、环境污染等愈发显现。沿黄浦江共有16条轮渡线,4条车渡线。每到大雾天,所有航线全部停航,一旦雾散,大家又急着过江,各轮渡码头简陋的进出通道极易造成拥挤甚至踩踏。

1987年12月10日,上海黄浦江上的陆家嘴轮渡站,因大雾封江导致轮渡站滞留人员过多,开航后发生人流踩踏,造成66死22伤的重大安全事故

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交通和基础设施功能严重不足。当时一艘普通的渡轮一次最多搭载500人,而两岸边往往有几千上万人在等待越江。等待时间一长,大家都要抢着上船,就可能发生踩踏事故。然而,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可以动用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不到6亿元人民币。

要建设越江大桥、越江隧道,还要大量建设其他基础设施,钱从哪里来?当时有三个途径供上海选择,一是投入自有资金,二是引进外资,三是银行贷款。于是,当时中央向上海开放了一项政策,上海可以建立“自己借钱自己还”的机制。

原本国内省一级政府对外借钱引入资金,都需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政策放开后,上海可以通过外经贸渠道自己借钱,包括向香港借钱融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完成后,再将其中部分产权转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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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13日,黄浦江上第一座连通浦东、浦西的南浦大桥正在施工。1991年年底该桥建成后,日通车量可达5万辆 

比如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延安东路隧道,上海将这些设施20年产权中的50%卖给了香港中信集团。桥在上海,水道也仍在上海,供上海人民使用,同时政府一下子拿到了27亿元,又可以建设第三座、第四座大桥。这个“自己借钱自己还”的机制就逐步走通了,也不需要国家承担风险,上海的基础设施投入却能不断加大。成立于1987年的上海久事集团就主要参与了这些重大市政工程的投资。


毛应樑:创新银团贷款解融资难题

金融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往往体现一个国家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程度。在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上海率先迈出了重要步伐。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就尝试发行了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第一张相对规范的股票,成立了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开办了资金作为一种商品可以流通的资金市场,等等。

1991年10月,毛应樑从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不同于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位居核心和主导地位。因此,央行上海市分行对浦东开发的态度,广受各大商业银行关注,大家都在观察人民银行的反应。

也是这年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朱镕基市长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打算金融先行,小平同志当即给予肯定,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棋活。”这段话深刻揭示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辩证关系,指明了上海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方向。

人行上海市分行围绕上海提出的建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构想,率先提出了“浦东开发,金融先行”的口号,发动鼓励各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都到浦东设立分支机构,以促成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尽快形成,切实解决好浦东开发资金短缺的难题。


带头东迁陆家嘴

但当时银行界人士的态度是“如果人民银行搬到浦东,我们才有可能考虑也到浦东发展。”经市分行党委研究讨论,决定将分行机构从外滩搬迁到浦东,要在浦东选址造楼。

早在龚浩成任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期间,赵启正就曾向龚浩成建议,跨江建造一幢大楼把人行上海市分行搬过去,建立一个“浦江两岸金融中心”,当时黄浦区政府则希望人民银行继续留在外滩,并愿意将惠罗公司大楼调拨给人民银行。于是,这件事情便搁了下来。

毛应樑到任后,理解中央“浦东开发、金融先行”的深刻含义,意识到这个工作需要推进下去。这副担子既然落在他的身上,那就让人行来带这个头吧!不是说要将那儿辟为国际金融中心吗?把人行上海市分行的办公大楼搬过江去!这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幢办公大楼,何况作为原来市分行所在地的中山东路23号,已经显得比较局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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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浦东新大楼——银都大厦奠基动工

这个消息一传开,行内不同的意见立刻冒出来了!当时浦东的条件比较艰苦,交通靠轮渡,非常不方便,家里有小孩、老人的困难更多。不少员工提出,我们过江去,家搬不搬?不搬,上下班交通等生活上的不方便怎么解决?那里可跟乡下一样,一片荒凉啊!……不过,通过做思想工作后,大家也都同意搬迁浦东。

因为人民银行属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建设费用属于国家财政拨款,分行迅速立项上报总行,很快获得批准,得到总行资金支持。1991年12月18日,人行市分行浦东新大楼项目奠基开工,时任市副市长倪天增、市政府副秘书长夏克强亲临奠基现场,以示对人民银行积极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支持。

1995年6月18日,人行上海市分行正式迁至位于浦东陆家嘴18号(今陆家嘴东路181号)的新大楼时,场面非常热闹。

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新办公楼落成启用庆典大会上,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赵启正和区长胡炜也前来祝贺,并代表浦东新区管委会呈上了一份厚礼——一头浑身雪白的小山羊,寓意是人民银行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人行市分行落户浦东,标志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由形态开发阶段转入了功能开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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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人行上海市分行从浦西迁往浦东,在新大楼启用仪式上,浦东新区管委会赠送一头活羊以示祝贺

当然,仅仅是人行市分行搬迁到浦东还不能引导形成一股金融先行的热流。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外资银行进驻陆家嘴,经过研究,在征得人民银行总行和市政府同意后,分行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

一是对于中资银行。凡是到浦东设立分行的,都可以提高规格,从支行提升为二级分行(行长为副局级),可以以分行副行长过江兼任的形式工作。

二是对于外资银行。规定要在浦东注册,已经在浦西注册的,可以到浦东设立分行,将原浦西的营业机构改为支行,这实际上是给外资银行增加了营业网点,同时,外汇买卖可以放宽。

三是对于过江落户的种子银行,实行信贷倾斜,在比例管理上尽量从宽,将信贷额度的20%用于浦东,这对上海的十个区县而言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激励这些银行自我发展,自找出路,自我监控防范风险。因为在当时,央行对信贷计划控制是比较紧的。

四是鼓励各类银行引进和运用国际通行的金融工具,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筹措国外资金,包括银团贷款、买方信贷、专项贷款等等。

五是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进驻浦东,如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等。

如此一来,众多中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进驻浦东,工农中建交、人保、上证所等相继选址浦东,建造自己的办公大楼或营业场所;外资银行为扩大自己的经营区域,也纷纷到浦东开办分行。

一时间,位于浦东大道上最早建成的中国船舶大厦涌进了众多外资银行机构。1995年,日本富士银行要在浦东设立分行,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场所,便先到人行上海市分行的办公大楼里临时借房,先开业办公,再抓紧时间寻找浦东地区网点。


大胆创新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承载区。人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大楼建造在浦东陆家嘴,就是要以浦东为龙头,抓住浦东开发开放先行先试的优势,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拓宽融资渠道,在帮助解决浦东开发资金短缺问题的同时,加快推进上海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建设资金筹措。该建设项目在1989年外资陆续撤离的困难时刻启动,由于工程投资巨大,工期又长,各家银行都望而却步,一度因筹资艰难而停顿。时任上海广电局局长的龚学平多次找到人行市分行,希望能帮助工程项目解决资金问题。为此,市分行对这个项目进行了专门的研判,最终认为项目具有重要意义,决定给予积极支持。

考虑到这个项目资金需求量大,单靠一家银行提供资金有一定困难,于是借鉴国外做法,提出组织本市各家银行,包括外资银行,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来解决资金不足和风险较集中的问题。市分行经与多家商业银行协商,拟由市工商银行负责牵头组织银团贷款。

在当时的情况下,银团贷款也是一件全新事物,需要突破一些旧框框、旧模式。毛应樑当时就提出,银行要发展,就需要不断壮大实力。过去银行只靠单打独斗肯定不行,联合其他各方力量组织银团贷款不失为一个好设想。通过银团贷款,不但可以解决单家银行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增强了组成银团的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共担风险的能力。

银团贷款在国内并无先例,没有任何经验,贷款的方案制订和组织工作难度非常大。于是,市工商银行专门组织有关专家对银团贷款的运作规程进行攻关,研究制定了东方明珠建设项目银团贷款的操作方案。随后在上海市银行行长联席会议上,这个方案得到各家银行的响应,最后形成了一份各方都认可的、有可操作性的银团贷款协议文本。

工行浦东分行最终被推举为银团贷款的主干事行和外汇银团代理行,对项目资金运用和贷款本息归等还实行全面管理。1991年4月,在上海银河宾馆举行了东方明珠电视塔银团贷款协议签字仪式,参加银团贷款的44家金融机构一起启动了东方明珠建设项目。

当天媒体对这件大事做了广泛报道,称此举“探索出了中国银团贷款的新路,为浦东开发建设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此后,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延安东路隧道等重大项目的资金筹集也得益于此模式,为浦东开发建设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推动了浦东新区的建设。

此外,为了加快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步伐,人行市分行还在调整信贷结构、优化资产质量、降低经营风险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取消了原来国有银行贷款规模的管理方式,开始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各商业银行的发展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业务经营实现了多样化,引进了国际通用的金融产品,全市金融营业网点也逐步实现了电脑化操作。

1996年1月,全国银行资金拆借一级网在上海开工运行,标志着全国性货币市场开始形成。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批准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迁址浦东新区后可以试行人民币业务,此举对上海金融对外开放意义重大,上海金融业的辐射面进一步扩大。正如小平同志所论述的那样,金融一搞活,资金如开闸之水滚滚而来,才有了今天浦东开发开放的巨大成就。

(本文资料与图片均源自人民网、解放日报、澎湃新闻、市方志办、市档案局和浦东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  戴维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