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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六)

2020年11月17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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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三十年回首 题图2

外高桥: 从保税区到自贸区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六)


临港新片区3把坐标定格在长江入海口,向东远眺,巨轮满载货物驶向全球。向西回望,林立的高楼勾勒出城市的美丽轮廓线。脚下的这片热土,就是中国首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浦东主干道之一的杨高路一路向东,车行不过20分钟,一道状如彩虹的大门横跨南北,昼夜川流不息的车流上方,是一排鎏金的显眼大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早些时候,大门上显示的还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中国首个规模最大的保税园区。

从保税区到自贸区,30年见证浦东开发开放的成果。回眸、品味历史的细节,那些破解难题、开拓创新、令人叫绝的经验与智慧,对于当下以及更久的未来,仍不乏有益的启示。


外高桥保税区:阮延华忆当年筚路蓝缕

1990年至2000年,阮延华先后担任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外开发)总经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和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参与、推动和见证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早期的开发和建设。

1990年,阮延华第一次来到外高桥保税区时,看到的是遍地废弃碉堡、农田和芦苇荡,唯一看中的就是当地的友好小学,因为学校邻近杨高路有一栋三层楼房建筑,可以作为保税区的临时指挥部。10年后他离开时,这里已经是一派东方大港的繁华,而这一切与保税区内自由贸易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

外高桥保税区得到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特别待遇”,但是如何享受到优惠政策,却是靠外高桥保税区一步一步突破探索、不断创新得来的。

外高桥保税区的命名

刚到保税区时,第一件事就是关于保税区如何命名。首先要确定的是英文表述。“保税区”这是中国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国际上一般使用的是Free Zone(自由区)、Free Part Zone(自由港区)、Bonded Port(保税港区)、Bonded House Zone(保税仓库区)等,而当时国际通行最多被使用的称谓是Free Trade Zone(自由贸易区)。

当时,从中央给浦东的政策来看,可以归纳为“三个自由”:贸易自由、货币自由和货物进出口自由。

第一是贸易自由。那时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尤其是限制国外的贸易公司投资,但保税区是唯一可以设立贸易公司的地方。进出口货物不受许可证管理免征关税。

第二是货币自由。当时外汇的管制很严,但是贸易离不开各种货币的结算,所以在外高桥保税区每个国家的货币都可以在里面进行流通。外汇管理局专门出了一个外汇管理条例,实行外汇自由。

第三是货物进出口自由。国外所有的货物、商品,包括国家限制进口的要许可证和配额的汽车、办公用品、家用电器、药品等,在保税区内都可以自由进出。

在1990年,三个“自由”的政策算是很大胆的了,对照这三个“自由”,外高桥开发公司觉得最重要的是贸易自由。这是对当时非常严格的贸易管制的一个重要突破,尤其是在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招商引资,原先仅限于生产型企业的招商引资得以突围。大家权衡下来,认为还是用“自由贸易区”比较好。这样的表述从对外宣传、从国际接轨等角度看,都容易让人接受。毕竟自由贸易区才是国际上通行的。

    当保税区改译为自由贸易区后,浦东开发办的几位领导都认为这样的翻译很好。时任市长朱镕基看后,也觉得这个名称翻译得蛮好。于是,英文名就定下来了。阮延华还进一步提出,是否将中文名称也改为外高桥自由贸易区。思考了一段时间后,朱镕基最终还是让秘书打电话通知阮延华:“保税区的中文还是不要更改,按国家文件就叫保税区。”最后,中文名定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英文名则为“Shanghai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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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11日,上海市政府在锦江小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海关总署署长戴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货物、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的管理办法》作了说明。该文件作为会上由国家海关总署直接颁布的文件,标志着全国首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式成立。

诚信铸造的铁丝网

保税区也是开发区,首先需要开发建设,而且里面不能有人居住,这样就加大了征地动迁的难度。而且要享受保税区的优惠政策还必须通过海关的验收,当时的现状是缺资金、缺时间、缺手续,困难重重,但是外高桥开发公司上下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一定要尽快通过验收。

建设是从1991年开始启动的,当然不可能区内10平方公里全面启动。公司规划了0.7平方公里的启动面积,而到1992年提交海关审核时,只同意0.453平方公里。当时想不管多少,哪怕只有0.1平方公里通过验收,那就意味着中国第一个保税区诞生了,就可以享受保税区的优惠政策。因此,就是排除万难,也要力争半年内通过验收。

临近验收时,分管保税区的副市长赵启正提醒我们:“你们还是让海关提前来预验收一下吧。”于是我们就请海关先行预验收,结果当真发现了问题。

保税区是海关监管区,“境内关外”是以铁丝网为界,铁丝网的高度规定为3米。规划时,以当时的杨高路为基准,杨高路海拔标高为4.2米,就以此为标高修建铁丝网。结果到了1992年海关验收时,新建成的杨高路道路标高已升到4.5米。而外高桥开发公司仍按原规划修建的铁丝网,就比海关规定的就矮了30厘米。预验收时,海关提出来:“你们的铁丝网怎么矮了30厘米?”

情况同时也汇报给赵启正,他问阮延华:“这30厘米你怎么看?”其实少了30厘米也无所谓,要爬铁丝网还是爬不过来的,但不管怎样,与国家规定相比这就有了缺陷。阮延华解释了由于标高发生变化的问题,并保证一周内坚决改正。一周后,公司将铁丝网基础拔高了30厘米,达到了海关的要求。

事后,赵启正对阮延华说,你们这么做,给海关方面建立了非常好的信用,保税区的隔离设施都建得这么认真,以后执行国家的法规同样也会认真。这些细节反映了我们对国家规定、海关规定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请国家放心,上海的保税区不是走私区,而是海关的监管区。

外高桥保税区.jpg

1992年3月10日,外高桥保税区通过了由海关总署和上海海关组成的验收小组会同市政府浦东开发办的验收,正式启用。

后来阮延华回忆,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对保税区以后的发展却是意义重大。就是这道铁丝网,树立起了外高桥保税区的诚信标杆,也是外高桥保税区在海关的监管下健康发展的标志杆。

铁丝网一拉,保税区通过验收,保税区的优惠政策也可以享受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因为有海关的管理模式和外汇管理局的外汇管理方法的保障,货物进出口自由和外汇结算、兑换自由运行比较顺利。而允许外资设立贸易公司的政策突破却难度很大,因为当时所有法规条例都是限制设立贸易公司的。

伊藤忠作为日本八大商社之一,在外高桥开发公司再三鼓励下,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于1991年底递交了一份开设贸易公司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提出后,公司马上按程序提交给市政府,再由上海市提交到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而外经贸部回复,此事尚没有先例,需要按照程序报经国务院讨论通过才可以实施。

当时,正值全国上下在学习讨论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的核心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开放要有新的突破。终于在1992年,外经贸部经审核后发出了标志性的1号文件。于是,我国第一家外商独资的贸易公司——日本上海伊藤忠商务有限公司经批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注册开张。

伊藤忠商务公司经营范围广泛,对其他企业具有示范引领效应。事实上,亦代表着外高桥保税区未来的招商引资对象:以外资企业为主,以国际贸易为主。1993年9月,第一个中外合资的物流企业——上海外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也宣告成立,突破了保税区在服务贸易领域引进外资的瓶颈。

“自由”概念的争论

1992年9月,第一次全国保税区工作大会在天津召开,会议由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持,全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领导和14个保税区、海关、财税、外汇管理部门领导参加会议。副市长赵启正代表上海市,阮延华代表外高桥保税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研讨中国的保税区在管理模式上应该怎么创新?招商引资方面如何顺应国际潮流?更加开放。

由于当时外高桥保税区已封关运营了半年多时间,在国内开发建设保税区和招商引资上算是做得比较早和比较好的,所以阮延华最先发言。在发言中,他解读了三个“自由”的特殊政策,以及要抓住贸易自由作为突破口,按照国际惯例来建设中国自己的保税区。

那时“自由”两个字还是挺敏感的。按照浦东人对“自由”的理解,作为保税区就必须适应国际通行的规则,从管理、招商引资、法规等各方面同国际接轨,特别是国内现行的审批制度必须全面改革,以营造更适合同国际接轨的投资环境。

因为大家都是同行,上海代表一讲到保税区的三个“自由”,马上引起了与会14个保税区代表的共鸣。主持会议的特区办领导胡光宝首先认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发展理念,但也提出这三个“自由”的提法是否可以用其他名词来替代?海关总署的代表也提出质疑:“应该翻译Bonded House Zone保税仓库区,你们这个翻译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翻译的?”阮就说,这个翻译是请了很多国际经贸领域的专家,了解了国际贸易整体情况后定下的,而且这个翻译是经过时任市长朱镕基同意的。(此时朱镕基已经到国务院工作)

阮延华发言后,紧接着就是赵启正的交流发言。他强调指出,建保税区就必须跟国际接轨,保税区对外翻译应该是自由贸易区,并用很大的篇幅列举了众多案例进行说明。他说,上海的口岸不是单纯贸易的通道,商品货物一到就走,而是要把货品留下来,在港口停一停进行二次加工,开展贸易交流往来,这样才能促进上海经济。上海当前的发展不能再囿于老的思维框框,如果没有创新,就无法迎接90年代新一轮的招商挑战。他的发言将上海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理解和思考表述得非常清晰。这在20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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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的发言力挺阮延华的观点,与会者反响非常强烈。会后赵市长还不放心,对阮延华说:“我们晚上要去看看胡光宝主任,再向他说明一下,为什么保税区的英文要这么表述。”于是上海的代表们又专门到北京领导的住处解释:“自由”不是免税而是暂时不征税,主要是按照国际惯例让货物自由进出,接轨贸易全球化,从而使上海发挥像香港一样的国际自由港的功能。结果,工作大会以后,全国所有的保税区的英文表述都改成了自由贸易区。

政策突破万商云集

外高桥保税区能有今天,还与开发公司自觉接轨国际惯例,找准差距短板,突破政策瓶颈,勇于先行先试密不可分。

当时,保税区问题丛生,又缺乏经验,很多事物以前都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做。赵启正就鼓励开发公司的领导层,作为第一线的操作者,如果你们故步自封,想要发展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把陈旧的、束缚园区发展的问题罗列出来,一一比照国际惯例,借鉴经验,寻找差距,迎头赶上,包括行政管理。例如,当时贸易分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国内一般企业是没有进出口贸易权的,而有进出口贸易权的企业又不能做国内贸易,这种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分离脱节的僵硬政策制约了保税区内贸易企业的正常运营。

与此同时,开发公司及时召开座谈会听取各大公司反映的问题。发现各贸易公司业务开展亟需设置一个中间环节,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互相结合交融的居间承载平台,这就倒逼公司在服务管理上要有所创新突破。1993年11月,全国首个保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落户保税区。事实证明,这个交易平台对贸易自由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保税区陆续出台的新政策也使现代物流业有了新的发展。1994年,阮延华随国务院特区办代表团参访欧洲汉堡、利物浦等城市的自由贸易区,很受启发。回来后,公司结合中国保税区的政策现状,专门提交了如何利用保税区政策发展物流分拨现代服务业的报告,得到特区办和李鹏总理的肯定。

一系列政策措施突破后,跨国公司纷至沓来。当时,保税区的口号是不轻易放过任何一家企业。一次,佳能公司的总裁来浦东,原本的行程安排中没有市领导会见的计划。赵启正得知信息后提出一定要见一面。于是,当天到很晚的时候双方才见了面,赵启正热情鼓励日本客人,诚邀佳能来浦东发展。后来,佳能的分拨中心果然到保税区来了。

1996年,上海出台《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外资企业更是大量涌入,可以说是万商云集。随着保税区的贸易功能日趋成熟,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贸易企业纷纷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大规模开展分拨现代服务业,分拨面也从单一的国内市场逐步向国际市场拓展,使外高桥保税区成为了跨国公司跨区域的货物集散中心之一。

现在回想起来,外高桥保税区得到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特别待遇”:产品进入境内或运往境外可豁免许可证;可兴办贸易机构经营转口贸易和第三国贸易;境外人员、货物出入自由;境外运入保税区货物、物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这是一般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无法享受到的优惠政策。但是如何享受到优惠,却是外高桥保税区一步一步突破探索出来,并通过不断创新实践得来的。


(文:任姝玮)


上海自贸区: 量变引发质变的五年

2018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迎来成立五周年。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的指示,五年来,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和金融等一系列领域先行先试。如今,改革的“苗圃”枝繁叶茂,一批批制度创新的“良种”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向全国播撒。

从投资贸易到政府改革 制度创新成为主攻方向

位于上海自贸区张江片区的亿通公司,有一面巨大的电子显示屏。通过显示屏闪烁的数字和光标,可以实时监控上海口岸业务情况以及船舶坐标位置,这就是上海自贸区在全国首创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已经升级到3.0版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包含货物进出口、运输工具等10个功能板块,对接了海关、海事、边检、税务、外汇等22个部门,服务企业27万家。” 亿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锋介绍道,打通监管部门的“信息孤岛”,用数据跑路替代人工跑腿,大幅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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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策优惠,也不搞税收洼地。上海自贸区挂牌之初,就明确了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和事中事后监管四大领域,一系列制度创新喷涌而出:

出台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五年来,负面清单的长度从190条缩短到45条。迄今为止,上海自贸区有近95%的外商投资项目是通过备案方式设立的。

深入开展通关便利化改革。“先入区、后报关”“批次进出、集中申报”……近百项创新措施,推动保税区的进出境时间较全关水平缩短78.5%和31.7%。仅今年重点推进的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全面电子化一项,每年可为企业降低单证成本4亿元。以关检融合为契机,未来上海自贸区还将推动通关全流程。

形成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作为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基础设施,不少企业通过自贸账户,在境外融到了更便宜的资金。黄金国际板等金融创新,也依托自贸账户提供服务。截至今年6月,有56家金融机构累计开立自贸账户7.2万个,获得本外币境外融资总额折合人民币1.25万亿元。

改革千头万绪,必须抓好其中“牵一发而动身”的关键。从上海自贸区1.0方案中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到3.0方案中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先行区”,政府自身的改革始终是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内容。

在上海自贸区企业服务中心,有一项独特的“窗口无否决权”制度:工作人员“说YES不请示,说NO要报告”。“工作中碰到问题,不能先做‘技术判断’,考虑按规定可不可以做,而要做‘价值判断’,想想应不应该做。”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翁祖亮如是说。

不设障碍设路标、不打回票打清单、不给否决给路径——这一窗口制度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创业梦想成真。

盒马鲜生就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盒马首创的“新零售业态”有卖场、餐饮服务,还有网络下单配送等。面对这种“四不像”,上海自贸区没有简单地说“NO”,而是和企业共同研究,认真探讨执行政策的可行性。自贸区创新地将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同时纳入经营许可证,并首次把互联网功能业态也加入其中。自2016年在浦东率先落地以来,盒马鲜生已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开出了60多家门店。

从试验田到高产田 为开放型经济写下中国注脚

拿到培训机构的营业执照,瑞伯职业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科很开心。瑞伯的投资方是瑞士金融理财规划学院,借着中国扩大开放的东风,瑞伯成为了上海自贸区首家金融教育领域的外商投资企业。

钟科说:“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空间巨大。上海自贸区为我们打开了一道门,希望‘瑞士基因’能结合本土资源,为中国的金融和理财师教育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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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第一家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第一家外商独资工程设计公司……上海自贸区诞生的一系列首创项目,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写下了生动注脚。

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上海自贸区累计新设企业逾5.5万户,是前20年同一区域设立企业数的1.5倍。新设企业中的外资企业占比,从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以上海1/50的面积,上海自贸区创造了全市1/4的GDP和2/5的贸易总额。

“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是上海自贸区3.0方案提出的新要求。如何挺立开放最前沿、率先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海自贸区正在上下求索。

以开放倒逼改革、激活创新。走进上海自贸区张江片区的跨国药企罗氏制药,可以看到一座占地1.4万平方米的创新中心正在拔地而起。这个创新中心投入使用后,上海将成为继巴塞尔、旧金山之后,罗氏的第三个全球战略中心。

对于创新而言,开放带来的不仅是资本和技术,还有最宝贵的资源——人才。

上海罗氏制药总经理周虹,2017年成为全国第一位经自贸区管委会推荐、获得永久居留身份证(俗称中国绿卡)的海外人才。说起这个经历,周虹忍不住给“中国速度”点赞:“从提交申请材料到拿到证件,仅用了两个月时间。我相信,这项政策会极大地吸引和激励国际高端人才在上海、在中国集聚。”

推动自贸区的开放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带一路”倡议等形成联动。上海市领导表示,深化自贸区建设和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是我国实施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上海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机遇。

目前,上海自贸区内的智利馆、澳大利亚馆、中东欧十六国馆等三个国别(地区)商品中心均入选了进博会“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上海外高桥集团副总经理俞勇说:“商品的交易是第一阶段。通过常年展示交易平台,可以推动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和海外开展文化旅游方面的交流,在商品之外形成服务领域的合作。”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从保税区、自贸区,再到未来的自贸港,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更深层次的改革,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上海自贸区正在路上。

五年跨跃三个台阶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说,“聚焦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率先向纵深推进”。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制度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市场创新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

截至2018年6月底,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企业55524户,是前20年同一区域设立企业数的1.5倍;新设企业中的外资企业占比从自贸试验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 

0711 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景象

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浦东10%的土地面积创造了浦东新区75%的GDP和60%的贸易总额,以上海2%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上海25%的GDP和40%的贸易总额。

5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连跃三个台阶:2013年9月份,中央把全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放在上海浦东,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就是看重浦东开发开放形成的制度基础、开放优势和战略地位;2015年4月份,上海自贸试验区从保税区扩展到陆家嘴、张江、金桥、世博区域,总面积120.72平方公里;2017年3月份,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3.0版。

五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紧抓制度创新核心,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和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基础性制度和核心制度创新,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了新途径、积累了新经验。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改革,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初推出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改革,迈出与国际通行投资规则接轨的重要一步,引来世界瞩目。五年来,“负面清单”已从最初的190条减至2018版的45条,并在全国复制推广。

2015年7月,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第一家落户金桥片区的外资食品检测认证机构。美安康执行总裁斯榕介绍,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第二批扩大开放31条措施,正式放开了设立外资认证机构的准入标准,同时不断瘦身的“负面清单”让认证机构的许可由前置改为后置。这些改革措施助力美安康顺利落户金桥片区,也缩短了国内生产食品和出口美国的食品、农产品以及食材原料进行本土化测试和认证的周期,为国内餐饮企业“走出去”和海外品牌“引进来”打通了重要一环。

开放大门越来越敞开

上海自贸试验区2013年、2014年先后出台两批54项扩大开放措施,其中服务业37项、制造业17项,截至2018年6月,累计有2620个项目落地,融资租赁、工程设计、旅行社等行业的扩大开放措施取得明显成效,落地企业中涌现出一批首创性项目。

2015年12月,注册在陆家嘴金融片内的第一家享受“先照后证”的保险经纪公司江泰再保险经纪开业。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沈开涛说,上海自贸试验区加快制度创新吸引公司落户陆家嘴金融片区,公司将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的再保险技术,吸引和培养专业化再保险人才,提供专业再保险经纪服务。

在这批首创性项目中,除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第一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还有第一家外商独资游艇设计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和第一家外商独资工程设计公司外商独资认证公司等。

2018年9月5日,总部位于浦东张江的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呋喹替尼胶囊新药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这不仅是和记黄埔医药首个获批新药,也是首个在中国研发并获批的抗结直肠癌肿瘤新药。这款新药的迅速上市,得益于上海自贸试验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试点。在素有“中国药谷”之称的张江,自2015年4月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被正式纳入上海自贸试验区后,给张江带来了丰硕的改革红利和创新成果。

据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已在上海浦东新区吸引了22家申请单位,受托生产企业达20家,涉及试点品种33个。张江目前已有11家企业的16个品种参与试点。

对标“国际一流金融城”

  站在陆家嘴明珠环人行天桥上,目光所及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这里正在以打造“国际一流金融城”为目标,奋力将自贸试验区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陆家嘴金融片区区域发展的强大动力。

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涉及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专业服务、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一大批服务业扩大开放项目密集在陆家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近年来,陆家嘴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服务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和“上海扩大开放100条”等政策,在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等方面,争取对外开放新举措在陆家嘴金融片区率先落地。

上海申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16年11月注册成立,按照原先政策,企业须经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确认,才能成为内资融资租赁企业。依托上海自贸区的政策优势,申能只需通过上海市商务委和税务部门,就完成了变更、业务启动等一系列程序,目前该公司合同规模已达70亿元。“从取得业务资格,到业务的首单落地,只花了三个月时间。”上海申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峰说。

下一步,陆家嘴金融片区将继续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圈,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加快机构和企业的集聚。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何建木对此信心十足,“我们将对标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等国际一流金融城来打造陆家嘴金融城,积极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扩大开放、改革创新,进而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推动更快发展。”


(文:季明、何欣荣、沈则瑾,图:沪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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