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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诞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三

2021年01月21日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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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坐落在中国东部海岸的中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发迹的地方之一。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百年。百年荣光,是使命激荡我们永葆活力。

回望过去,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这份伟大事业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胸襟,远非那些汲汲于眼前的党派所能想象。

长征的血战、抗日的烽烟,开放的探索、改革的攻坚,民族复兴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党都要经受一次洗礼。革故鼎新引领时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让我们这个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

从只有50多名党员到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当年石库门点亮民族希望的灯火,已经成为指引14亿中国人民阔步前行的伟大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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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路易•艾黎

——党的诞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三


路易•艾黎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新西兰坎特博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1912年考入克赖斯特彻奇市男子中学。1918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西线的战役。

1927年,路易•艾黎来到中国,在上海公共租界消防部门任职。1934年加入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他与斯诺夫妇共同酝酿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曾先后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代理总干事和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技术顾问、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委员和实地工作秘书、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长等职务,在任上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新中国建设做了技术人才上的准备。

上世纪50年代起,路易•艾黎主要从事写作和国际交流,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推动中国与新西兰的友好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一、不远万里与中国结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体系统治下的大洋洲就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有密切的经贸往来。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大批广东人曾前往新西兰挖金矿。但是,由白人主导的新西兰社会却对来自亚洲的劳工充满了偏见,甚至把中国看成是毒品泛滥、罪恶横行的国度。新西兰在19世纪90年代还通过立法,严格限制华人入境。华人在新西兰虽然也有勤劳致富者,但绝大多数都生计艰难,频遭主流社会的轻贱与排斥。

路易•艾黎出生在一个教育工作者家庭,在七个子女中排行老三。这个家庭为孩子们提供了朴素、温馨的成长环境,养成了艾黎正直、善良、勤劳、好学的品格。“路易”(Rewi)这个名字是他姑妈起的,取自一位反抗英国殖民侵略的毛利族酋长,足见艾黎家族虽然是爱尔兰-英格兰血统,却没有种族主义偏见。

改变艾黎对中国和中国人看法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底,中学尚未毕业的艾黎在淳朴的爱国主义情感驱使下应征入伍。1918年初,艾黎随新西兰远征军开赴法国,第一次接触到了北洋政府派去的来自中国山东的劳工。在伊普尔,中国劳工队和新西兰军人共同击退了德军的进攻,给艾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协约国的官方宣传却只字不提中国工人的功绩,令艾黎感到不公。

战后,艾黎返回新西兰和友人共同经营牧场,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通过西方的主流报刊,艾黎追踪北伐战争的进程,关注上海工人的起义。西方舆论对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曲解和丑化蒙蔽不了艾黎,反而促使他下决心,要亲身去了解这场憾动帝国主义远东秩序的人民革命运动。

 一战时期西线的中国劳工timg (1)

左图:一战时期西线的中国劳工,右图:身穿一战时期军装的艾黎

艾黎于1927年4月21日抵达上海, 通过战友的推荐,艾黎在公共租界工部局辖下的虹口救火队谋得了小队长的差事,后来又当上了消防处督察员、工业科工厂督察长,专门负责督察工矿企业的防火措施。

艾黎作为租界当局的公务员,属于上海的高薪阶层,拥有舒适的寓所、私人汽车和中国佣人。但是艾黎却不屑于跟同僚们周旋于灯红酒绿场中,而是把关注点投向上海的劳苦大众。他经常视察工厂车间,零距离接触工人们。为了与普通民众无障碍交流,他不耻下问,勤学汉语,没多久,竟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了。

据艾黎在自传里回忆,他从事工厂督察工作期间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耳闻目睹缫丝业体制下童工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许多八、九岁的孩子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立12个小时,他们手指红肿、眼皮下垂、眼睛布满血丝。在他们身后来回走动的工头,只要发现童工稍有懈怠差错,就会用8号铁丝绞成的鞭子狠狠抽打,或者用开水浇烫他们的胳膊。艾黎发现,残酷压榨童工不仅是一个普遍现象,工厂对劳动者的安全保护措施也普遍匮乏,工伤事故屡见不鲜,而伤者根本无处维权,只能自认倒霉。

艾黎利用假期到中国其他地方旅行,发现民众的苦难并不局限于上海。在无锡,他看到维权的工人被扣上“共党”的帽子当街处决;在绥远、湖北等地,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令百姓流离失所,而官员的腐败、军人的暴虐又加重了民众的苦难。

触目惊心的现实令艾黎难以安心享受在上海的惬意生活,强烈的正义感驱使他站出来向社会不公宣战。艾黎凭借手中职权,积极帮助工人争取自身的权益,有时也能迫使资方在强化防护措施和工伤事故赔偿等方面,做出少许让步。

艾黎还参加了华洋义赈会等慈善机构的赈灾活动,亲赴灾区帮助受灾民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黎没有成立自己的小家,却收养了中国孤儿,自己又当爹又当妈,悉心把他们培养成为创建新社会的栋梁之材。

但是,艾黎也感到仅凭一己之力改变不了中国水深火热的现状,中国劳苦大众当中蕴藏的巨大力量,需要组织起来,才能汇集成民族解放的强大推力。可是,环顾活跃在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究竟谁能堪当重任?艾黎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曾与国民党人并肩北伐、而今又致力于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人。


二、革命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艾黎在湖北投身救济水灾的工作时,亲眼目睹贺龙领导的洪湖革命根据地与国统区在善待民生、抵御自然灾害上的云泥之别。从工农红军身上,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因此甘冒生命危险,毅然前往洪湖苏区运送赈灾粮。他在上海结识的一批良师益友,对他选择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引领作用。

较早让艾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是英国人亨利•巴林,他是上海一所学校的校长,兼任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在艾黎眼里,巴林是一位致力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人士。巴林推荐艾黎阅读《资本论》和其他进步书籍,还与他就读过的书进行讨论,而艾黎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使他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罪恶的分析。艾黎告诉巴林,自己得出结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而他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

1935年,巴林据传因精神分裂自杀,可是艾黎从了解内情的美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里获悉,巴林是因为帮助红军而被青帮雇佣的职业杀手杀害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艾黎与史沫特莱相识于1932年,年长艾黎5岁的史沫特莱当时已经是资深的革命者,她公开的身份是一家德国报纸驻中国的记者,暗中则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华工作提供协助,譬如为中外革命者提供掩护、向国际社会宣传工农红军等。

艾黎为史沫特莱调查上海的受压迫阶层提供了一切便利,经常陪同她深入工厂车间以及工人们蜗居的穷街陋巷,还为她做翻译。艾黎告诉史沫特莱,他在无锡看到缫丝工人被作为“共党”残杀后,对在旧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幻想灰飞烟灭,认为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出路。史沫特莱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那就让我们投身到这场变革中去吧。”

经史沫特莱引荐,艾黎于1933年8月认识了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寓居上海法租界的宋庆龄是国统区进步人士的精神领袖,也是将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与革命根据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宋庆龄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国家的复兴,她在团结国统区的中外进步人士、为红军提供物质和舆论援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艾黎认为,在他熟知的中国人中,宋庆龄和鲁迅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1930年代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合影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成员合影

左图:1930年代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合影(后排右一为艾黎),右图: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成员合影(前排左五为艾黎,右一为史沫特莱)

1934年,艾黎参加了宋庆龄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小组不定期聚会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讨论中国及国外的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学习小组的政治指导是德国政治经济学作家汉斯•希伯,成员除艾黎和史沫特莱外,还有英国电气工程师甘普霖、美国医生马海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耿丽淑、陆慕德等,他们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艾黎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与这批国际主义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三、投身上海的地下斗争


艾黎很快得到了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的信任,开始为中共地下党工作。根据隐蔽战线斗争的需要,他必须将宋庆龄给他的每一封信阅后即毁,他的住处也从不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聚会场所。

宋庆龄和史沫特莱都曾亲自为共产党人运送枪支弹药。因为艾黎在愚园路1315弄4号的寓所环境比较幽静,遂将那里作为转运物资的临时存放点。

艾黎的寓所也经常作为来沪革命者的临时住处。通常情况下,史沫特莱会先用电话把艾黎约到餐馆里见面,然后将来者介绍给他,请艾黎带他们回家。有时候,史沫特莱会直接把人领到寓所来。她叮嘱艾黎,如果要干革命,就不能让任何女朋友到家里来。住进寓所的人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用的多是洋化名,如“塞缪尔”“迪克”“查尔斯”等。艾黎后来得知,他们当中有日本进步知识分子鹿田亘和他的妻子池田幸子,还有共产国际秘密党员陈瀚笙及夫人。而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曾在艾黎的寓所住了将近一年。

愚园路1315弄4号的艾黎寓所1990年,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故居揭牌仪式在上海举行。The unbeiling ceremony for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Rewi Alley, a well-known friend of China, is held in Shanghai in 1990

左图:愚园路1315弄4号的艾黎寓所,右图:1990年,路易•艾黎故居揭牌仪式在上海举行。

艾黎不仅为革命者提供住处,还负责护送他们转移,或为他们运送宣传品。一次,养子迈克坐艾黎的福特牌汽车运送过一批传单。不久,艾黎听说警方正在查找那个牌号的汽车,就警觉地把福特车卖掉了。后来,他发现消防处的红色公务车更能起到掩护作用,因为用公务车把人送过关卡或送出公共租界时,可免于盘查。

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外界的联系一度中断,宋庆龄的私人电台在恢复同中央的联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出于安全考虑,宋庆龄把这部电台安置在了艾黎家的顶楼。

一个星期日,艾黎和负责电台联络的甘普霖正在寓所临街的走廊上喝茶,看见一个由巡捕、特务和上海电力公司技术人员组成的小组,正在挨家挨户查找输电线哪里漏电,很可能就是在查找这部电台。但是两人已经没有时间拔掉发报机上的电线,只好随机应变。检查小组先看了底层的厨房,再去查看冰箱,发现冰箱漏电,恰巧艾黎认识其中上海电力公司派来的技术人员,便把一干人请到餐厅去喝酒,把他们高高兴兴打发走了。

1935年深秋的一天,传来了红军胜利抵达陕北的消息。晚上,宋庆龄带着香槟酒和白兰地来到艾黎家,同聚集在那里的国际友人们一起举杯庆祝。

宋庆龄了解到陕北红军缺医少药,便委托艾黎和史沫特莱代为采购。当时对药品的买卖管制很严,药房要看到权威人士附签的订单才肯发货。艾黎和史沫特莱获悉,驻南京的国际联盟卫生专家的签名是管用的,于是乘火车赶到南京,找到了奥地利医生埃里克•兰道尔和南斯拉夫医生鲍谦熙,得到了两人签名后,再马不停蹄赶回上海。

购足药品后,将药安全送到陕北苏区也是个大问题。此时,艾黎和史沫特莱想到了他们曾经掩护过的刘鼎,他正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部队充当中共与张学良的联络人,可以为运送药品提供帮助。为此,艾黎和史沫特莱求助在上海为张学良治过牙病的犹太医生赫伯特•温奇,由他出面先在西安设立牙科诊所,然后把药品寄到温奇的诊所,由温奇再通知刘鼎取货。就这样,红军急需的药品被辗转送到了苏区。

1936年,陕北红军在东征时缴获了一批山西银行发行的钞票,但须兑换成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纸币才可使用。于是红军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艾黎。9月,艾黎与一名英国教师和一名中国学生,以游客身份前往西安,艾黎从刘鼎手中接过了这笔钞票后,便与同伴乘火车去太原。到了太原,艾黎独自跑了三家钱庄,借口是为华洋义赈会换钱,顺利兑换了大部分钞票。和同伴一起离开太原后,他又在北平的一个小钱庄兑换了剩余的一部分钞票。最后,艾黎将换好的款项交到了宋庆龄手上,宋庆龄自掏腰包凑足1万元,通过章乃器的渠道电汇给了刘鼎。这笔钱在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居然发挥了作用。

艾黎的文才也是在地下斗争中崭露头角的。1936年,一批在沪的国际友人创办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战的英文刊物《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艾黎作为刊物的主要编辑之一,在上面撰写了许多文章,如《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我们和平爱好者必须战斗》等,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中蕴藏的爱国主义事迹加以发掘,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角度来宣传中国抗战事业。不过,当时的读者并未将这些文笔质朴、观点鲜明的文章,同工部局的这个职员联系起来,因为艾黎为了掩护身份,发表文章用的都是笔名,如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赵大(或太)琪、韩素梅等。

《中国呼声》1937年11月期的封面

《中国呼声》1937年11月期的封面

上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的公民在上海虽然享有种种特权,但是被发现坐实“通共”,则很难免于租界当局和蒋介石政府的迫害。艾黎选择了革命道路,也就是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晚年创作的一首讴歌上海地下工作者的诗,颇能反映他义无反顾献身革命的态度:

啊,歌唱者,来吧,

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

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

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

……

为此而战斗的革命者忍受着:

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数以千计

被屠杀、监禁、拷打,

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着,

无人知道哪一夜晚

他或她将被捕去。


四、在沦陷的上海酝酿工合运动


日本全面侵华后,于1937年11月攻陷了上海。艾黎和美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巡视遭受战争破坏的上海市区,竭力救助躲避日寇屠刀的中国难民和军人。

进入1938年,艾黎和斯诺心情沉重地看到,中国在日军进攻下丧失了东部的工业基地。而集中了全国半数以上熟练工人的上海,经过残酷战争后,大批工人沦为了难民。一个工业被摧毁的国家,怎么能够抵抗现代化的日本军队?

这时,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提出了组织难民办工业合作社的设想。经过反复讨论,艾黎和斯诺夫妇都认为有必要在中国的非敌占区推广工人合作经营的小型生产组织,并帮助其获得贷款和资助,使其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和军需品,如此一来,既可以为眼前的抗战奠定经济基础,也可为战后的和平建设准备条件。在他们看来,争取国际援助尤为重要,可以防止蒋介石政府因丧失信心而放弃抗战。

三人当中,艾黎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中国的产业情况了如指掌,思考得也最多,于是斯诺夫妇请他负责草拟办工业合作社的可行性方案。艾黎当晚在打字机前足足坐了大半夜完成了初稿,次日下午就拿给了斯诺夫妇,三个人又做了一些修改,定稿为《关于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的小册子。由艾黎和斯诺自掏腰包,印成了中英文版本,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上海各界投书。

小册子到了国民政府那里如同泥牛入海,可是在上海的租界却产生了一定的反响。1938年4月,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成员有梁士纯、胡愈之、卢广绵、徐新六等进步人士和社会名流。委员们希望为工业合作运动设计一个徽标,艾黎接过了这项工作,他在从河南路的办公室过马路去订做徽章的时候,想出了用“工合”两个字来代表这一运动,意思是“一起工作”。

艾黎设计的“工合”徽标

 艾黎设计的“工合”徽标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在艾黎的护送下登上前往香港的邮轮。她到香港后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以支援抗战。在“工合”方案形成后,斯诺和艾黎先后赴港寻求宋庆龄的支持,宋庆龄认为“工合”对于抗战意义重大,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并将其列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优先事项,后来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和工合香港促进会。由此,宋美龄、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重量级成员以自身的影响力成为“工合”的早期支持者。

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齐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是英国政府内一位反对绥靖政策的人士。他抵达上海时,斯诺等人积极向他推介“工合”计划,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国民政府支持“工合”。大使欣然答应为此出力,要求斯诺举荐一位主持“工合”的领导人,斯诺立即想到了艾黎。他告诉大使,艾黎对中国劳工的现状和劳动条件非常了解,更重要的是,艾黎明知中国落后,还是热爱这个国家、信赖这个国家。大使到达国民政府临时首都武汉后,说服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等支持“工合”,并向他们推荐了艾黎,最后宋美龄拍板起用艾黎。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艾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协会的代理总干事和行政院工合工作技术顾问。

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的工合国际,专门负责在国外为“工合”筹款筹物,艾黎当选为委员,担任实地工作秘书。

在任上,艾黎将全部身心投入了“工合”的推广、组织和协调上。从1938年至1944年,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西北、滇黔、湘桂、浙皖和晋豫等抗战后方,所到之处,工合办事处纷纷建立了起来,他还前往香港和东南亚为“工合”争取赞助。在中国,艾黎的名字渐渐成为了“工合”的代名词。

截至1942年,“工合”在整个非敌占区总计建立了约2000个大大小小的合作社,生产了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军需品。到 1946年,工合国际从国外和华侨当中募集到的资金总计500万美元。工合运动稳定了受战火冲击的中国经济,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五、以“工合”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艾黎初到武汉筹办“工合”时,就得到了中共驻武汉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向艾黎建议,要把“工合”的重心放在拉住国民党抗战上,必须争取国民党内的抗战派支持“工合”,还要把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工合”的领导岗位上来,防止工合组织蜕变成官僚机构。周恩来还派王炳南参加了“工合”早期的许多次会议。

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也为“工合”出谋划策,指出要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和其他国际援助,先建立西北、西南、东南三个办事处,再逐步扩展到各省,使“工合”成为“五四”运动在难民、残废军人和农民中间的延伸。

根据博古的建议,艾黎率先在西北地区开展“工合”,在宝鸡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工合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得到的国际援助物资,都是由这家办事处分拨的。

起初,周恩来和博古从团结国民党抗战的大局出发,不主张立即在延安和新四军地区大办“工合”。但是随着抗战在正面战场屡遭挫折,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作用上升,博古建议艾黎尽量将武汉的工业转移到西北地区,支援八路军在当地进行的游击战争。

艾黎对于上海沦陷时整个工业落入敌手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他主持“工合”工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取得宋美龄和端纳的支持,抢在武汉失守之前把大部分工厂迁往西北。

1939年1月至2月,艾黎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搭乘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卡车,前往西北视察“工合”开展的情况,并访问了延安。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艾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艾黎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向毛泽东介绍“工合”的情况。毛泽东给艾黎的印象是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这次访问,艾黎向中共领导层建议在延安发展化工、造纸、木工、运输、榨油和纺织等领域的生产组织,得到采纳。3月,延安即设立了工合事务所。当年9月,斯诺以工合协会代表的身份来延安指导工作时,看到当地已经建立了15个工合工厂。

当时,党内对“工合”的资本主义性质心存顾虑者不乏其人,毛泽东在与斯诺交谈时,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工合”。他指出,建立小工业是战时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战区和敌后游击区极为需要这种工业合作社,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多重目的,一是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渗透;二是防止日本掠夺中国资源为其工业服务;三是可以创立游击战争自给自足的根据地,支持持久战;四是培训失业人员和非熟练工人,避免他们被侵略者利用;五是用工业品与农民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有鉴于此,毛泽东呼吁中国所有的朋友都支持这个进步的活动。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将抗日根据地开展“工合”提到了战略高度,边区的“工合”事业得到了极大推动。到1939年年底,延安的工业合作社发展到了140多个。

1939年底至1940年初,艾黎第二次访问延安。他出席了当地举办的第二届边区工农业展览会,看到工业合作社生产的100多种产品在会上展出,认为这是让边区人民从自己身上看到了打破日本经济封锁的力量。

毛泽东在第二次会见艾黎时,对“工合”事业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根据对战局的研判,认为有必要支持从延安向宝鸡、双石铺一带推动“工合”,并认为双石铺可能成为西北抗战中一个良好的工业和游击中心,于是指派刘鼎等人推进这项工作。艾黎曾陪同刘鼎一行对宝鸡、双石铺一带进行了考察。

毛泽东还希望艾黎能够支援正在晋西北指挥游击战的贺龙。艾黎曾设法从晋东南的阳城地区为贺龙送去炼铁工人和资金,后因国民党方面干扰而未能如愿。

1940年艾黎在延安工合办事处留影.jpg

艾黎对中国东南部“工合”事业同样注入了极大心血,在新四军控制的皖南茂林设立了工合事务所,他还两次前往当地视察,看到“工合”受到了新四军的大力推崇。新四军军长叶挺曾致信工合国际,感谢皖南的工合事务所为新四军提供帮助。

相比之下,重庆的权贵们却把“工合”当作了中饱私囊的工具,不仅想方设法将合作社变为私产,还企图垄断国际援助,以防共产党和各民众团体籍“工合”壮大,这些做法自然遭到了艾黎的坚决抵制。皖南事变后,重庆方面对“工合”的破坏变本加厉,艾黎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行政院在1942年9月解除了艾黎的技术顾问职务,但是无法阻止他继续以工合国际干部的身份为“工合”出力。


六、引入国际资源开办培黎学校


自“工合”运动开展起来后,合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短缺问题凸显,为“工合”培养人才成了当务之急。1940年,第一所“工合”培训机构在江西赣县创办,各地随之纷纷试点。艾黎给这种实行半工半读制度的培训机构,取名“培黎学校”,含有“为黎明培训”的意思。虽然中国当时仍在为救亡图存浴血奋战,但是艾黎凭着与中国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深入交往的体验,深信中国一定会迎来民族解放的曙光,认为应当着手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做好人才上的储备。

还在1938年,艾黎在武汉结识了受延安精神感染的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乔治•何克,并把他推荐到宝鸡办事处工作。1941年,艾黎创办双石铺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在换了几任校长后,他推荐何克来接任。1942年艾黎被行政院解职后,有了更多精力来帮助何克办校。1944年,受战局影响,学校迁往甘肃省西部的山丹县。1945年7月,何克因病去世,年仅30岁,艾黎接任校长。 

艾黎教学生修理内燃机

艾黎教学生修理内燃机

山丹县位于被荒废的古丝绸之路上,是当时全国最落后的地方之一。如果不是远离战区,很难被作为培养未来工业人才的理想场所。有鉴于此,艾黎把吸引国际资源作为在当地办学的重要支撑。

艾黎的美国友人、工合国际秘书普艾达女士,为山丹培黎学校雪中送炭。她多次从香港来到山丹,实地了解办学需要,通过在美国创办的工合股份有限公司,积极为培黎学校提供资金、物资、材料、机器、粮食、书籍、教师和技术人员等。据艾黎在《我的培黎情》一文中回忆,有一次,普艾达为学校从美国采购了一台纺线机,通过联合国灾害善后救济总署向内地运送,经过湖南邵阳的时候,一个美国援华团体提供军用卡车和司机帮助运送机器,经贵州、四川、陕西数省,一路跋山涉水送到了山丹。司机们抵达目的地后把运输车辆也都全部留给了学校,只身返回湖南,这些卡车在学校后来的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普艾达女士行驶在崎岖山路的美国援华运输车队

普艾达女士和行驶在崎岖山路的美国援华运输车队

随着日本战败以及中国再陷内战,美国公司的援助渐渐停止,而新西兰的友人们接力了援助事业,继续为山丹学校提供多方面的帮助。据统计,当时来自新西兰的捐款几乎占了整个学校预算的40%,显然,这一切与艾黎的全情投入密不可分。

学校拥有了机器车间、陶瓷车间、造纸车间、玻璃车间、纺织车间等不同类别的产品制作车间和生产设备,需要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新西兰会计师考特尼•阿彻就担负起了培训财务人员的任务,和他一起负责培训的还他的一位中国得意门生。他们的到来使学校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财务制度,对学校的管理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据艾黎回忆,山丹学校总共有30位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教师。加拿大的叶丽华女士负责教布面印花和纺织技术;她的同胞严立地为电器组的创建做了重大贡献;奥地利纺织工程师布鲁诺•海德为学校安装所需的机器设备;美国人沃尔特•史密斯把许多学生训练成驾驶员和机械师;英国青年地质学家韩博能为学生传授地质勘探知识;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在山丹留下了烧制陶瓷的传统……艾黎认为,山丹学校日益发展壮大,离不开这一批批国际主义者的无私奉献。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山丹,艾黎把一所完整的培训学校交到了新主人的手上。


七、架起新中两国友谊之桥


1953年秋,艾黎移居北京,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员的身份,投身国际和平运动。当冷战将中国与西方世界隔绝开来的时候,艾黎坚信这种情况终究会发生改变。在安定的生活环境中,他可以坐在打字机前专注地写作,向英语世界译介优美的唐诗,推出一本又一本介绍中国悠久历史和崭新面貌的新书。他还时常走出书斋,到中国各地去游历,将镜头里的中国制成贺卡,配上自己创作的小诗,寄给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艾黎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耕耘着,在阻碍人民思想交流的冷战幕墙上凿出了一个个窟窿,让真情像阳光一样穿透偏见的暗影。

笔耕不辍的艾黎

笔耕不辍的艾黎

在中国的伟大进步事业中实现自身价值的艾黎,没有忘记遥远的祖国和亲人。当年,艾黎年迈的母亲通过为“工合”捐款,支持儿子选择的事业。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艾黎的兄弟姐妹们因为艾黎的“赤色”形象在本国被当作了另类。即便如此,家人始终是艾黎最忠实的倾听者和支持者,让艾黎在被祖国冷落的时候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艾黎始终认为,新西兰和中国都濒临太平洋,两个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自己有责任让新西兰人民更多地了解自己的邻邦。1956年4月,艾黎接待了从家乡来的坎特伯雷博物馆馆长罗格•达夫。达夫希望在自己的博物馆内建立中国馆藏。艾黎深知达夫同自己一样志在推动中国与大洋洲的文化交流,便积极协助他达成愿望。后来,坎特伯雷博物馆同北京故宫博物院之间开展了文物交流,又带动了其他形态的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中新两个文明之间的亲近感。

1960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艾黎终于踏上了阔别23年的新西兰国土,见到了思念已久的亲人们,还受到了新西兰总理沃尔特•纳什的热情接见。不过,他感到很多人仍然不理解他当年的举动,觉得自己像个罪犯,处处受到怀疑。

令艾黎颇感欣慰的是,他看到经过了太平洋战争,新西兰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有了改变,普通中国人在新西兰的地位开始得到改善,渴望了解新中国的人在不断增加。奥克兰、璜加雷、克赖斯特彻奇等地的民众组建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为扫除新西兰社会对中国的成见、推动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出色的工作。艾黎认为自己为增进中新人民相互了解所作的努力没有白费。

回到中国后,艾黎继续与远方的亲人、母校、图书馆及报社保持密切的联系,为新西兰报刊撰文,把著作拿到新西兰出版,后来又在1965年和1971年两度回到新西兰。后一次访问长达近半年,从1971年11月持续到了1972年3月,艾黎所到之处,感受到的是自己为中国所做的奉献,在故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敬意。1972年12月22日,新西兰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艾黎的特殊贡献。

艾黎献身中国进步事业的壮举,在中、新两国都得到了高度肯定。1972年,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艾黎文学荣誉博士学位;1982年,北京市政府授予艾黎“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艾黎“荣誉公民”称号。同年,新西兰政府向艾黎颁授了“女王社会服务勋章”。

邓小平出席祝贺艾黎八十大寿的宴会

邓小平出席祝贺艾黎八十大寿的宴会

1977年12月2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为艾黎八十寿辰举办的宴会上致辞说:“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之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1986年12月19日,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致信艾黎:“你对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在中国和新西兰都广为人知并受到尊敬。你确实架起了缩短新、中两国之间距离的桥梁。”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洒在了山丹县的大地上。艾黎去世22年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年间对中国贡献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或与中国缘分最深的外国友人”评选活动,艾黎被中国网民投票选为“十大国际友人”之一。

斯普林菲尔德镇的路易•艾黎纪念公园上海福寿园内的路易•艾黎纪念铜像

左图:上海福寿园内的路易•艾黎纪念铜像,右图:斯普林菲尔德镇的路易•艾黎纪念公园

如今,中国和新西兰的大地上都矗立着路易•艾黎的纪念雕像,它们既象征着中新两国人民饱经考验的友谊,也鼓舞着两国继续在正义的事业上相互支持、造福世界。

                  (撰文供图:王成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