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坐落在中国东部海岸的中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发迹的地方之一。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百年。百年荣光，是使命激荡我们永葆活力。

回望过去，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这份伟大事业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胸襟，远非那些汲汲于眼前的党派所能想象。

长征的血战、抗日的烽烟，开放的探索、改革的攻坚，民族复兴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党都要经受一次洗礼。革故鼎新引领时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让我们这个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

从只有50多名党员到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当年石库门点亮民族希望的灯火，已经成为指引14亿中国人民阔步前行的伟大灯塔。 

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其婚前姓名为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

1937年，海伦•斯诺历尽艰辛独自访问延安，写出《红区内幕》（即《续西行漫记》）一书，轰动一时。

海伦在与斯诺离婚后，用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继续从事写作。1997年1月11日，海伦平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0岁。

海伦晚年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991年,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海伦•斯诺“理解与国际友谊奖”，1996年6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

埃德加•斯诺夫妇与中国革命（下）

——党的诞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四  

1936年夏天，正在陕北访问的斯诺给妻子写了一封信，通过地下党的信使王林送到北平海伦的寓所，亲手交给她。此信为她描述了另一个光明、诱人的世界，海伦看后很激动，当即决定随王林去西北，和丈夫一起采访。

但好事多磨。由于安全、接头等事项一直未能落实。拖到下半年，海伦才跟随王林到达西安。她在那里又等了半个多月，但在张学良处工作的中共联络员刘鼎，一直没有找到帮助海伦安全赴延安的合适机会，交通工具和安全都是问题。

同时，延安方面和刘鼎都担心，海伦去延安可能会影响斯诺的平安返回。此时，国共两党正在协商合作抗日之事，中共也担心此事会影响两党合作关系的大局，所以就劝海伦返回北平。

斯诺从西北返回北平后，海伦全力以赴地投入斯诺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她回忆说：“在编写埃德(埃德加•斯诺)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埃德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是多么地激动啊!不到半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上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海伦与斯诺，就是否要把毛泽东的整个生平事迹都写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过许多争论。她强烈地坚持应保持生平故事的完整性。海伦认为，如果删减压缩了这部分内容，会使这本书失去宽广的销路。另一方面，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失去其永恒的价值。

第二年4月海伦独自去延安访问时，仍心怀不安。唯恐在她离去后，斯诺会把这部分素材删掉。当她从延安返回北平后，问斯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毛泽东生平材料的处理问题。还好，斯诺在书中发表的几乎是毛泽东生平的全部，仅仅删掉了一些人名。

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一书，浸透着海伦的心血。海伦不仅为该书提供了许多原始材料和十多张照片，并且在资料的整理、打印，以及全书情节的安排、材料的取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因此，斯诺曾对海伦说：“我要把咱们两个人的名字都放进所有我写的书中”，“我是作者，而你贡献了内容，你历来是这样的。”

海伦与《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

在帮助斯诺整理采访材料的过程中，海伦萌生了去陕北采访的念头。因为斯诺访问陕北时，朱德、刘伯承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未能采访到他们的事迹。

斯诺和海伦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应该由海伦亲赴延安，继《西行漫记》之后再写些红军和根据地的报道，进一步理清共产党的政策，得到更多的独家新闻。正如海伦所说：“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他一些传记材料收集来。”

1937年初，海伦在北平从俞启威(即黄敬，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处得知，5月初，将在延安召开一次由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喜出望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采访良机，必须抓住!

海伦决定第二次采访延安。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紧张地作着出访的准备。她邀请好友、清华大学学生王福时做翻译，并以记者身份陪同她前往。4月21日，他们乘坐的火车从北平徐徐开出，同行的还有俞启威等人。一行人经郑州到达西安时，接头人陈翰伯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当时，西安已处于胡宗南部队控制之下，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受到严格的禁止。海伦一到西安，就受到了西安警察局派出的4个密探的“保护”，并命令她返回北平。

海伦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由于当时中共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进行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所以对她请求赴苏区采访之事，办事处不敢贸然答应。

办事处向延安发电，请示如何处置此事。当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赴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就是斯诺的夫人时，立即复电表示欢迎海伦来访。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将接头人的姓名和地址告知她，要她设法前往三原。

海伦离开西安并非易事。她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密探，并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的帮助下逃出城外，于4月30日到达三原。那里的红军送她到驻扎在云阳的彭德怀部队总部，她在那里受到热情接待，并与俞启威、陈翰伯、王福时会合，还邂逅了丁玲、李伯钊等文艺界人士，他们一起于5月5日下午到达延安。

抵达延安后，她被安排住在凤凰山山腰的一个窑洞里，距毛泽东的窑洞不远。此时她29岁。

1937年，海伦•斯诺在延安

海伦到达延安时，适值1937年5月2日至14日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召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先后会见了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她采访了65位军政高级干部，询问了上千个问题，收集了34本个人简短的自传和大量的资料。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她有过多次会见、交谈。

5月6日，即海伦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早上，毛泽东和朱德对她进行了礼节性拜访。毛泽东与她握手时说：“我是毛泽东，欢迎你到延安来!”海伦说：“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你了。我从西安逃出来时，就带了你的照片和口红这两样东西。”

她随手从手袋里取出笔记本里夹着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照片端详着，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想到，我看起来还挺精神咧!”海伦又说：“这是我丈夫在保安为你照的，它是我见你的最好的介绍信。你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说，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报刊上一发表，就吓坏了蒋介石，轰动了全世界。”

毛泽东见她是一个热情而爽快的人，高兴地说：“哦，没想到我的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斯诺先生让世人看到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并不是红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土匪’，我们感谢他!”

接着，毛泽东又问，“斯诺先生近来好吗?”又引出海伦一大段话。她说：“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整理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于是，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在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此时，王福时趁机呈上一本他参与编辑的、斯诺同意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毛泽东接过书来，翻了几页，以他习惯的方式微笑着。他的眼睛停留在书中收录的《七律•长征》这首诗的页面。这是毛泽东的诗词中第一首变成英语铅字的诗，他心里自然高兴。

之后，海伦又对朱德说：“去年我丈夫在保安时，你还在长征途中，他未见到你，甚为遗憾，我要采访你的传奇故事。”几天后，朱德领着几位指挥员，又看望了海伦。

5月15日，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住处，第一次正式接见海伦。陪同接见的有黄华、俞启威、陈翰伯、王福时等。毛泽东同海伦等进行了亲切交谈，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

关于这次访问，海伦回忆道：1937年夏天，我和毛建立了一种极特殊的关系，虽然还不像一年前埃德所建立的那样亲近。我给他送了一个提问的长单子，作了几次采访。他对我提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许多是请求解释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问题。他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他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我：‘你的意见是什么?’这使我不安。后来我懂得他真的是要知道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毛泽东利用这一天第二次会见海伦，接受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采访，以表示友好。海伦明白毛泽东的善意，非常感激。 

1937年,毛泽东与海伦•斯诺(左一)等外国友人在延安合影

8月13日，毛泽东第三次会见海伦，给了她一份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案》。这个“草案”，是为即将召开的洛川会议准备的文件。毛泽东对它逐条作了说明后说：如果有国民党政府合作，这个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希望海伦把这个纲领介绍给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

海伦认真听着，快速地做着笔记，插话和提问不多。在访问结束时，毛泽东站起来，握拳重重地敲击着桌子，脸色因激动变得红了起来，眼里闪烁着光亮，说：“如果我们的十点主张，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承认这十点，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8月19日，海伦第四次拜访毛泽东。此前，她曾提出要去山西前线随军采访，以便报道战地军民的抗战消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这次会面，主要是来取到前方的介绍信。

接近黄昏时，当海伦来到凤凰山下时，毛泽东正在吃饭。他一见到海伦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给你写一封证明信，给前方的邓小平。”他放下碗筷，走到桌前，用毛笔在一张毛边纸上，给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写了介绍信。

海伦高兴地将信收起来，放入手包内。告别时，毛泽东送她到院门口说：你到前方去的其它具体问题，找萧劲光解决。第二天，海伦持信去找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解决到前方的具体问题，谈得很顺利。萧劲光派出最好的警卫员随同照顾她，还调了一匹温顺的马让她骑，两头骡子用来驮行李。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出发。

7月29日，日军攻占北平。海伦对丈夫及那么多珍贵书稿的安全十分担心，托可靠人提前将她在延安采访的14本笔记和20多个胶卷带回北平。之后她又采访记录了13本。不停地采访记录，使她的右手患上永久性痉挛症。她说：“这是访问延安的珍贵纪念!”

正当海伦准备启程赴山西前线时，9月6日晨，海伦收到斯诺的电报，催促她立即返回，并说否则就难以返回了。7日，延安有一批干部去西安，海伦随队离开延安。同行的有董必武、萧克和到西安治疗坠马受伤的史沫特莱等。行前，海伦向毛泽东辞别。毛泽东对她说：“欢迎你和斯诺先生任何时间再次来延安访问。”

但是，当海伦赶到云阳八路军总部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部队天亮前已经开往前线，她的访问计划搁浅。毛泽东给她写的那封面交邓小平的介绍信，她一直珍藏着。直到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访美时，她穿了一件紫红色唐装来到酒店，才把这封42年前的介绍信交给邓小平。同时，说了一句风趣的话：“邓小平同志，你可真难见着啊!”

在毛泽东同海伦交往中，也许她的“斯诺夫人”身份起了一定作用。但绝不能低估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在向世界介绍、宣传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方面，海伦的贡献是可以同斯诺媲美的。

她对毛泽东的认知和判断，显示出超人的智慧和思想家的远见。她说：“毛泽东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顺应历史，又走在历史的前头。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和策略，不计前嫌，做出妥协让步，是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真心诚意之举。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英雄。”在延安，海伦还访问了其他军政领导人，并在她后来的著作中作了生动的描写。

海伦采访朱德

海伦从延安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巧遇了从北平返回的邓颖超。当时她还不知道，正是通过她丈夫斯诺的掩护，邓颖超得以在“七•七事变”后，从北平脱险。

晚上，她们同室而居，彻夜愉快长谈。邓颖超觉得这是在与朋友谈心，而海伦则认为这是难得的采访机遇。邓颖超对她谈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使她获得巨大收获。

海伦在文章中写道：邓颖超待人接物很有大姐风度。她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能够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举止文雅，很机智，平易近人。她外貌朴实，不摆架子，是中国典型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妇女。

她在4个月的采访中，还拍摄了300多张珍贵照片，获得大丰收。当然，作为一个女性记者，她对红军中的女性和“红小鬼”也给予了关注。在她的笔下，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红小鬼”刘炽老缠着她学踢踏舞。刘炽就是后来写出《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那位著名的作曲家。

回到北平后，海伦根据这些丰富的采访素材，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名著。

斯诺与中国抗日救亡运动

萧乾在与斯诺的交往中，对他善于观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钦佩不已。1936年，斯诺曾在《星期六邮报》上撰文预言：“日本不久要招来一场行将震撼全世界的抵抗。”1944年4月9日，他又在该报上预言，殖民主义必将灭亡。

斯诺具有作为杰出新闻记者的优秀品质：揭露邪恶，反对横暴，扶持正义，捍卫真理；深入到民众中去了解他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向往什么、憎恨什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他的公寓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热情地帮助这些避难者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

斯诺家中还存放着一些中国人寄存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和玉器等。有一次，西山的抗日游击队派了一名联络员来找斯诺，请他帮忙变卖从日军手中夺回的珠宝和黄金，以解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的燃眉之急，并提出给斯诺高额的回扣。

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把在西山一个修道院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释放了。”他对游击队员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我是为中国着想。”斯诺说，“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太多。”

 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名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很快找到肯帮忙、可靠的人帮助游击队把珠宝、黄金变卖了出去。

在斯诺家花园的地下，爱国学生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斯诺甚至还同意在他家中设置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 

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占领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的人士还不敢公然侵犯。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斯诺与周恩来夫妇

斯诺掩护邓颖超从北平脱险的故事，颇有些传奇色彩。“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出去。为了应付沿途日军的盘查，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

列车到达天津站，日军在月台上检查所有的中国旅客，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会被抓走。“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斯诺对日军检查员说。日军检查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了站。

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兰记者吉姆•伯特伦，拜托他把邓颖超带过封锁线。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事实上，斯诺帮助中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1937年8月13日，中国国民政府调集全国军队，在上海打响了抵抗日军侵略的大战，史称“八•一三”淞沪会战。在这场战役里，中日双方彼此动员的兵力都达到了百万级，陆海空三大兵种同时参战，成为了中国抗战史上规模最大、交战最惨烈的一次战役。

斯诺受《每日先驱报》派遣，由北平赶来上海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9月末，海伦离开北平赴上海与斯诺会合。

日本全面侵华后，斯诺作为战地记者，与海伦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撰写了一系列新闻采访，向世界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宋庆龄也通过撰写文章和电台广播等形式告诉美国朝野：“听任日本吞并中国，必然会祸及美国自身。”

对远东局势极具洞见的斯诺，极为认同这个观点。对短视的美国政客不抱期待的斯诺，此时更愿意以“世界公民”的身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他骄傲地说：“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

抗战暴发后，斯诺自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把中国的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如实报道中国抗战实况，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宣传，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一民间组织，旨在动员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特别是支援处境最为险恶的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此时在上海，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看到沦陷区大部分工业经济落入了侵略者之手，便考虑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建立由民众自己管理的工业合作社，为长期抗战奠定经济基础。

1938年6月前后，正是保盟初创时期，斯诺带着这个想法到香港去征求宋庆龄的支持。 

1938年，斯诺赴香港拜访宋庆龄

宋庆龄认为，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也是最易被忽略的“民生主义”，因此予以“百分之百地支持”，并将其作为保盟的优先事项来推动。

在国际友人的积极推动下，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当年秋天，斯诺夫妇赶赴马尼拉筹组菲律宾工合委员会，在募集资金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9年初，斯诺从菲律宾回到香港，在宋庆龄的指点和协助下开展工作，如争取香港总督的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协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和发动其他有影响的中外人士支持这一工作。

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斯诺是委员之一。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凭借宋庆龄在海内外的声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先后成立了援助中国工合运动的促进社。

10月，斯诺来到香港向保盟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他说他曾和边区领导人讨论过保盟开展的工作，他讨论的结果是以詹姆斯•贝特兰先生（新西兰友人、保盟创立者之一）授予他的权力，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向中央委员会做出建议。----  这段话要再梳理一下

工合运动中的斯诺（左）与路易•艾黎（右）

在抗战中，宋庆龄十分关心和支持艾黎与斯诺在华开展的工合运动。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在她的支持下，组织、发起、宣传的工业合作运动，从内蒙到云南，开办了2300所小工厂，为后方生产纺织品和日用品，为前方制造手榴弹，缓解了战时物资的短缺和失业问题，发展了中国的战时经济。

到1940年,工业合作社已经扩展到全国16个省，拥有了3万名工人，产值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一。工合运动稳定了受战火冲击的中国经济,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宋庆龄和斯诺也积极将工合理念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广。1939年9月，斯诺以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身份，第二次访问陕北。他惊喜地看到合作社在根据地也办得如火如荼。

他在延安又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对他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这次会见的记录被及时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

  1940年12月斯诺夫妇在上海，右为《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1941年初，南京蒋介石政府乘日本军事压力减弱之际，对在江南活动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宋庆龄与其他进步人士一方面联名致电蒋介石，严正要求其坚持联共抗日的政策，一方面向外界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利用国际舆论对国民政府施压。

保盟领导人之一的廖承志向斯诺通报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后，斯诺立即通过香港向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社发出多则电讯，率先把事变的真相捅了出去，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感受到日本威胁日益迫近的罗斯福政府，担心国共合作破裂将大大助长日本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安全处境，因此以终止援助向蒋介石施压，令其不得放弃抗日。迫于外部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反共问题上有所收敛，但是斯诺在中国采访的资格却被吊销。1941年2月，斯诺不得不离开他为之奋斗的这片土地。

在返回美国前，斯诺赴香港与宋庆龄话别，宋庆龄对他说：“你会回来的。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我们算你是弟弟，你是属于中国的。”

同年3月6日，宋庆龄致函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女士，将斯诺作为保盟的创始人介绍给她，希望她为斯诺在美国提供宣传保盟的机会，信中说：“如果在援华会主持下他有某些讲演的机会，我们将很感激，他能向美国公众说明同盟的目标和活动。”

 埃德加•斯诺肖像照 现存于宋庆龄故居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参战，美国加入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援助力度也大幅提升。

由于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控制了外援的分配，在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思想主导下，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很少能够得到外援。宋庆龄从香港撤到重庆后，重组了保盟，继续致力于为抗日根据地争取外援，在她亲自斡旋下，盟军东南亚战区副统帅史迪威将军批准用美国军机向陕北运送医疗物资。

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1939年，萧乾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执教，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

回到美国后的斯诺荣任《星期六晚邮报》首席记者，实际上是作为战地记者，奔波于中国、印度、苏联、欧洲等地，但是一有机会，他仍然热情地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并积极配合宋庆龄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他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1942年2月，他在第一次接受罗斯福总统咨询对中国政策时，就盛赞中共抗日武装，介绍了工合运动，并建议总统要求蒋介石在美国对华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信贷中，拨出一部分作为给工合运动的贷款和活动资金。罗斯福表示他不宜直接给蒋介石下命令，但会设法让蒋了解美方的想法，并要求斯诺随时通报这方面的进展。  

1943年的斯诺夫妇

1944年5月，在第二次与斯诺会面的时候，罗斯福主动告诉他，已经给蒋介石去信谈工合运动的事。斯诺则告诉总统，获悉工合组织已从蒋那里得到了一些特别贷款。罗斯福还向斯诺透露了将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的计划。

1945年3月，斯诺在第三次接受罗斯福咨询时，告诫总统要当心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被蒋介石用作打内战的资本，罗斯福表示会考虑直接向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提供军援。罗斯福和斯诺都认为战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期望国共两党能够成立联合政府。

1944年8月15日,法国首都巴黎获得解放。入秋后，拥有美军随军记者证的萧乾，竟在巴黎斯克里勃旅馆的走廊上神奇地遇见了斯诺。

萧乾正要随美国第七军向莱茵挺进，斯诺则是苏联准许在东线采访的6名美国记者之一。这几天他是特意从罗马尼亚赶到巴黎来观光的。

异地重逢的老友在酒吧里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个下午。斯诺告诉萧乾，《皈依》一书备受美国读者的重视，因为它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他深情地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当萧乾问起海伦的近况时，斯诺没有正面回答，萧乾隐约感到这对夫妇的感情可能出了问题。萧乾私下有些替海伦抱屈。他认为，在中国时,海伦总是刻意让斯诺在旅华的洋人中穿得最讲究、最时尚，不知为斯诺操了多少心，而斯诺只顾工作，对海伦的贴心照料完全不放在心上。

左图：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海伦    右图：回到美国后的斯诺 

1949年5月，海伦与斯诺离婚，两人没有子女。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海伦本人后来曾对其中国朋友大略提及，原因之一是两人想要的生活不再一致，海伦希望继续写作，而斯诺想要过有儿有女的安定生活。

离婚之后，海伦一直沿用斯诺的姓氏（海伦•福斯特•斯诺），并且没有再婚。其后，海伦用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继续从事写作。

海伦的后半生专注于著述。在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她总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受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代的影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没能出版，直到如今。而海伦对此则不以为然，她曾对时常前去探望她的中国学者安危说:“我写书不是为了出版商，我是在为中美两国青年人写书。”

在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镇，埃德加•斯诺曾用《西行漫记》所得稿费买下了一栋建于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古老农舍，那是一栋幽静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驳的外墙上爬满了英格兰青藤。从1949年起，海伦就一直生活在这栋老房子里，直到晚年住进养老院。

晚年的海伦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生活。她没有子女，平时没有人照顾;身体也不好，床头随时放着氧气瓶。从中国来的客人经常为她的窘迫生活而难过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资助，但海伦每次都予以拒绝 。

海伦晚年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1991年，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海伦•斯诺“理解与国际友谊奖”；1996年6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称号。

1997年1月11日，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90岁。

海伦自上世纪30年代初与中国结缘，并在中国度过了10年的青春岁月，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海伦于1972年末和1978年两次专访中国，再度以她的敏锐观察和真实记录，热情赞颂了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可以说，是浓浓的中国情结书写了海伦传奇而又精彩的人生。

2009年，海伦的家乡犹他州艾昂县雪松城在市中心竖立起“HFS”（海伦•福斯特•斯诺的英文简称）全身雕像，设立了一年一度的“HFS纪念日”，还把海伦在华经历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纳入了大中学校的教材

建立新中国的英雄模范

斯诺与海伦离婚后，与美国女演员洛伊斯•惠勒结婚，婚后生有一对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茜安•斯诺。

1953年，斯诺全家在纽约

1950年后，在世界滑向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笼罩着“麦卡锡主义”的阴霾，一大批了解中国、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受到了所谓的“忠诚调查”。斯诺也一度失去自由，著作成了禁书，文章也刊发不了。

斯诺的同行曾劝他不要再碰与中共有关的话题，转而去写其他不甚敏感的问题，但是斯诺厌恶这种苟且的人生。于是在1959年携第二任妻子洛易斯•惠勒•斯诺及他们的孩子移居瑞士，保留美国国籍。身在瑞士的他依然十分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960年，斯诺应邀访问北京，见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他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希望他的到来，可能有助于建立起一座中美两国的友谊桥梁，他表示：“前途是艰险的，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将架起。”

10月，斯诺在上海访问了一个月，到上海工业建设、港口运输、进出口贸易以及文化、教育、宗教和司法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参观和采访。他说，看了中国的工业、贸易成果，深感封锁政策对美国毫无益处，相反却促进了中国的发展。

在参观市区、到蕃瓜弄等市民居住区了解市民生活情况时，斯诺不时回忆起昔日在上海的见闻。说他1941年在上海时，南京路一带虽然看似繁华，但那时上海一般市民是何等艰辛，很多人还露宿街头，到处可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和饥饿难挨的乞丐。冬天一夜寒风，就有不少人会被冻死。现在，上海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这么多人口的城市人民生活安定，逐渐得到改善，这是极不容易的事，不能不说是惊人的成就。

他还来到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搬到了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会见了学校师生和当年友人，访问持续了五个月。

1964年12月，斯诺再次来访时，把上海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6米深孔搪床、人工心肺机、高级丝绸制品等新产品和技术成果，以及重型机器厂万吨水压机锻压铸件的现场情景等拍成了电影。他说，他要把这部影片拿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去放映，让那里的人们了解中国。

1964年，宋庆龄在北京会见斯诺

斯诺每次来中国，都不忘去拜访宋庆龄。除了1960年宋庆龄因病未能相见外，他们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

1970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为斯诺夫妇接风，由于航班晚点，宋庆龄一直等到深夜才等来他们。然而，谁都没想到，这次会晤竟成了宋庆龄与斯诺的诀别。

就在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不久的1966年，中国大地上暴发了“文化大革命”。

1967年7月，斯诺给爱泼斯坦写信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解释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而我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斯诺急切想要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渴望着尽快去中国，去现场看一看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斯诺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他想访问中国的愿望，但都遭到了拒绝，而且传来的都是中国某些当权人物对他的猜疑和谣言。 

斯诺写给中国朋友们的一封封信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怎么办？他要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达访华的意愿。但他说：“我不想现在利用旧日情谊取得访华的同意……也许我访华可以结识新朋友，并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1970年春天，身患多种疾病的斯诺再次住进医院动了一次手术。大病初愈，人很虚弱。有天晚上，斯诺和夫人洛伊斯及孩子们正在家中吃饭，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秘书打来的。“斯诺先生，我是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国政府同意你和夫人一起去中国，并愿意承担你和夫人在中国旅行的一切费用。” 

“谢谢！我们感谢中国政府的好意，我们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邀请。我多次去中国，你们每次都愿意给我们资助，令我非常感动。但我是一个独立的记者，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的资助，这样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再说，费用我们能够想办法解决的。谢谢！”斯诺很高兴地说。 

1970年7月31日，得到了意大利《时代》周刊资助的斯诺夫妇开始了中国之行。斯诺是中国“文革”前访华的最后一名美国记者，在北京机场，斯诺夫妇受到了老朋友们的欢迎。

1970年10月1日。金秋十月，秋高气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的庆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斯诺夫妇被安排在相当居中的位置。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的中山装，头发向后梳着，一脸慈祥的微笑。 斯诺和毛泽东紧紧地握手，他感觉到毛泽东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问候道：“主席先生，您好！” “你好！斯诺先生。” 

这时，一辆辆精巧漂亮的彩车开过来了。毛泽东指给斯诺看：“你看，这游行队伍组织得多好啊！”毛泽东向他们挥着手。下面的群众齐声喊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高举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眼里流出了热泪。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斯诺作了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畅谈。

他说：“斯诺先生，我不喜欢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老朋友式的谈心。今天，我们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人民的。我寄很大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 

“据说中美之间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沟通和联系？”斯诺说。

“我们之间已经多次交换信件，他（指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人来，我们也正在考虑怎么接待他们。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神态安详。

一个星期后的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大标题，刊载了毛泽东在国庆节同斯诺夫妇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新闻照片。

新华社的电讯报道说：“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斯诺对夫人说：“依我看，中国选择今天在《人民日报》的这个位置发表这张照片，是有特殊意义的。”事实正是如此。《人民日报》选择在毛泽东生日(12月26日)的前一天刊登这张照片，是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 

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获知这一讯息后倍受鼓舞。1971年2月，他在美国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并表示：“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1971年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协会4名官员和9名运动员以及若干美国新闻记者受邀访问了中国，并分别在北京、上海与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两场友谊比赛，开展了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解冻。

美国《生活》杂志抓住时机，发表了斯诺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周恩来的谈话》等文章。在文章中，斯诺透露了他在1970年访华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曾告诉他的话：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这篇文章是斯诺的最后一篇“独家内幕新闻”。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开始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患癌症病逝，享年67岁。宋庆龄获悉这一噩耗后，为起草唁电一夜未曾合眼。事后，她告诉秘书张珏:“由于拟唁电稿，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很难下笔。”

斯诺生前曾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1972年6月，宋庆龄撰写了《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她把斯诺称之为“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正像宋庆龄在致斯诺夫人洛易斯•惠勒的唁电中所说的那样，她与斯诺40年的坚强友谊，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

遵照斯诺的遗嘱，经中国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诺一部分骨灰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墓碑基座为长方形未经雕磨的青色岩石，上边横卧汉白玉墓碑一方，临时用黑色胶纸贴着楷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碑前放着毛泽东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埃德加•斯诺先生”，宋庆龄、朱德、周恩来等也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以及北大师生代表参加了安葬仪式。

宋庆龄派秘书张珏代表她前去，并嘱咐张珏：“请代向洛易斯•惠勒表示慰问，我精神上与她同在。”

洛伊斯携女儿茜安•斯诺出席仪式。她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说：“我丈夫在他遗言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并表示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希望死后也将他的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的土地下，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放射着新的光芒。”

斯诺的另外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一位朋友家的花园中。1977年12月13日，叶剑英同志为斯诺墓亲笔题写了碑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后用鎏金镌刻在墓碑之上。

1982年2月，北京大学举行了斯诺逝世10周年纪念会，廖承志、黄华等同志会见了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并一同到未名湖畔扫墓。

为了缅怀中国人民三位亲密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诺（即“3S”，三人英文名字第一个字母均为S，故名），我国原邮电部于1985年6月25日发行了一套3枚《中国人民之友》的纪念邮票，其中第三枚80分的邮票就是埃德加•斯诺。这枚邮票上的埃德加•斯诺形象，目光凝视而深邃，双唇紧闭，既表现出斯诺果断、干练而富于洞察力的性格特点，也体现了一名新闻记者甘为真理献身的崇高精神，值得中国人民永远尊敬。

2009年9月14日，埃德加•斯诺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史料分别源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建网、《档案春秋》、《文史参考》、明德史馆公号（杨之）、知乎（阿乐）、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上海社科院王成至、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戴维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