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坐落在中国东部海岸的中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发迹的地方之一。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百年。百年荣光，是使命激荡我们永葆活力。

回望过去，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这份伟大事业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胸襟，远非那些汲汲于眼前的党派所能想象。

长征的血战、抗日的烽烟，开放的探索、改革的攻坚，民族复兴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党都要经受一次洗礼。革故鼎新引领时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让我们这个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

从只有50多名党员到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当年石库门点亮民族希望的灯火，已经成为指引14亿中国人民阔步前行的伟大灯塔。

人民外交引领上海见证并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党的诞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六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30日，市军管会接管了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和上海市政府外事室。同日，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外侨事务处在圆明园路185号，后迁址东大名路2号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开始对外办公，统一处理上海的对外事务。

从1949年10月起，上海按国家要求，以平等、互相尊重和增进相互了解、友谊与交流、合作的精神，开始接待外国政府、政党、对华友好组织、社会团体的代表团和人士，以及民间各界人士的来访。最初几年来上海访问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亚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后来统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代表团组，以及国际和平组织和世界各地区从事和平民主与民族独立运动的人士。

虽然当时美国与其盟国一起遏制、孤立中国，但从1950年代初起，就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和平人士、进步人士和工会、妇女组织等群众团体人士陆续来访。日内瓦会议后，英、日、法、德等国也先后有一些政界人士来访；经贸、文化界等民间人士的来访日渐增多。

自1950年10月起，也有一些美国民间人士不顾禁令来华访问，如美国民主青年代表魏丝等，在参加各类大会、论坛后同各国代表一起到上海参观访问。1955年底，美国黑人歌唱家奥布利•潘基夫妇曾赴上海访问演出。当时，个别美国和平、民主和进步人士的来访，是冒着风险，经过迂回曲折途径的。

斯诺带回中美首脑会晤信息

1960年10月和1964年12月，撰写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两次重访上海。1960年10月那次，斯诺对上海工业建设、港口进出口贸易运输和文化、教育、宗教、司法等领域作了广泛深入的参观和采访。

1970年7月31日，斯诺夫妇应邀再次开启中国之行。这次访问得到了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资助。斯诺夫人洛伊斯则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8月14日，斯诺夫妇乘火车从香港抵达广州，再由广州飞往北京。斯诺是中国“文革”前访华的最后一名美国记者，在北京机场，斯诺夫妇受到了老朋友们的欢迎。

1970年11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同斯诺夫妇茶叙。他们着重谈到了中美关系问题。周恩来阐明了中方的立场，“如果美国政府真有诚意改善中美关系，我们是愿意接待一位美国特使的。但我们的条件首先仍然是台湾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对此，我们的谈判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改变的是美国政府。”

“那谈判的门还开着吗？”斯诺问。 周恩来肯定地说：“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几天后，斯诺夫妇在老朋友黄华夫妇陪同下再次访问了上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三次重访上海。他怀着对中国一贯的同情、希望和祝愿，以一个记者、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关注着中国一切新的变化发展。

斯诺多次同黄华夫妇和上海的接待人员谈到，尽管中国长期遭受外部封锁卡压，他每次访华都看到中国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看到中国人民万众一心贯彻毛主席自力更生方针、把科学理论运用于生产和工作实践的成就。他深感中国的发展进步极不简单，还是毛主席说得对：“社会主义好”“人是决定的因素”。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斯诺作了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畅谈。因为前一天晚上加班整理采访笔记，斯诺夫妇那天睡得很晚。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突然来叫斯诺，说：“毛主席要见你。”

斯诺夫妇立刻乘车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已经坐在餐桌旁等候他们了。见斯诺进来，毛泽东微笑着示意斯诺就坐，然后他们一边用早餐一边谈话。

“据说中美之间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沟通和联系？”斯诺说。

“他（指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人来，我们也正在考虑怎么接待他们。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神态安详。

斯诺回到宾馆后对夫人说：“《纽约时报》正向我约稿呢，我看我先把和周恩来的谈话发表，并把与毛泽东的谈话要点通过他们告诉美国政府，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获知这一信息后颇受鼓舞。1971年2月，他在美国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并表示：“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斯诺夫妇这次访华持续了七个月，直至1971年2月才离开中国回到瑞士。不幸的是，斯诺这次来访，竟成永诀。这位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以其著名的《西行漫记》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在这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归去时，带去了毛泽东主席在12月会见他时所发出的可以进行中美首脑会晤、会谈的重要信息，并再一次写下了他对新中国的见闻和评述，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洛依斯•斯诺为感谢中国领导人对斯诺和他们一家的亲切关怀，于1972年5月偕其妹妹和儿子再次来到中国。斯诺夫人在上海说，她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斯诺生命垂危的时候，周总理派中国医护人员赶赴瑞士，竭尽全力抢救治疗，减轻垂危病人的痛苦。给她们带去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安慰。

美国乒乓球队首访上海之旅

1971年4月，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其间到上海参访并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比赛。这是毛泽东主席所决定的，作为恢复中美接触和打开中美人员来往大门的一个重大步骤而邀请来访的美国访华团体。

球队访沪期间，许多团员说，他们在上海虽只停留了两天，但是这座工业城市和它安谧、秩序井然的社会面貌；市民们朴素、勤奋和自信；比赛场上的友好气氛等都给他们留下了清新、美好的印象。

有些团员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和想象，热情好客的中国人使他们消除了刚踏上这块土地时的疑虑和紧张心情。美联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随访记者都忙于到处采访，有的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他们说：“美国人已经同中国隔绝20多年了，所以现在顾不上休息、吃饭，要拼命工作。”他们特别留意普通市民的看法，到处问：“知道美国乒乓球队来上海吗?有什么想法?”当听到人们答复：“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我们欢迎美国朋友来访问。我们反对的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反对美国阻挠我们解放台湾”时，美国记者感慨地说：“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症结很清楚，而美国人对中国实在太不了解了，这是美国政府的过失。”

球队返美后，美国乒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哈里森致函上海市友协，以他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斯廷霍文团长和全体团员，感谢上海对他们的热情接待，说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次在上海所结成的新的友谊，希望双方不久能在美国或中国再次相见。”

此后，美国开始出现关心中国问题、争先到中国来看看的“中国热”。自1971年5月至1972年2月初的9个月中，上海先后接待了美国科学家、医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一些友好人士共100多人。

《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在谈他的访华观感时说，他在各地访问中所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人民勤劳、谦虚、有纪律、重道德，立足于自立自强。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准则，使人不禁要怀疑华盛顿，为什么会担忧中国的“侵略”和“扩张主义”。他还对中方接待人员说，经过这次访华，他今生余年将以同过去全然不同的眼光来阅读任何有关中国的材料。

为了便利中美两国人民民间的通信往来，上海从1971年9月起就恢复了中美直达电报、电话和传真。

尼克松上海之行收获颇丰

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在其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的第二次中国之行时，首次经由上海入境出境。他在机场停留时与中方迎送人员谈到，他和他的助手们虽为美中关系工作异常繁忙，但很高兴。并说，美国人都期待着访问中国，这次就有几千人要跟着到中国来。基辛格一行认为上海的接待工作细致周到，机场各个环节的办事效率很高。

1972年1月，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领的美国总统访华先遣组访沪。黑格一行十分满意并感谢上海为尼克松访沪所作的一切安排和提供的条件，说他们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中方合作，为两国领导人即将进行的历史性会晤作出贡献。

许多先遣组成员表示对上海的工业发展、科技进步、轻纺特色产品、传统工艺美术品、便宜稳定的物价以及城市公共秩序、青少年教育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办事效率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

  

让人意外的是，在访问中，上海益民食品五厂（原上海爱民糖果厂）生产的大白兔奶糖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在先遣组下榻的锦江饭店房间里，都放着一些招待食品，其中就有大白兔奶糖。说来也奇怪，那么多吃的，偏偏只有大白兔奶糖最受美方人员欢迎，临近最后一天，甚至连糖纸都不剩。

细心的上海市外办接待人员注意到这个现象，马上向北京外交部作了汇报。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当即给上海益民食品厂下达指示，要让每个美国外宾带上大白兔奶糖回国。上海指示后，连夜把糖果厂的工人叫到了车间。当晚工人们不眠不休，奋斗到第二天早晨，终于按时交付了500 斤的大白兔奶糖。第二天清晨，登上飞机的美国先遣组成员，每人得到了二斤用牛皮纸口袋包装的大白兔奶糖，糖块还没冷却，尚有余温。

1972年2月下旬，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随同来华的有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等。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华，也是长期处于对抗状态、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背景下前来进行的最高级别会谈，双方此前都作了充分准备。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记述道：“我不知道哪个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个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而在中方，对外事工作一贯强调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周恩来总理，要求各地在这次接待工作中必须有条不紊，体现中国的原则、文化、纪律、效率和作风。

按此要求，从1971年10月第二次来中国为总统访华作准备的基辛格从上海入境，直到尼克松在上海结束访华之行，上海对与美国总统访华有关的每一批美国客人，特别是初次来华在上海入境，对中国怀有神秘感，稍显紧张、拘谨的人们，都以礼相待，并主动了解他们的希望和要求，为他们安排好一应活动。

1972年2月21日清晨，尼克松总统夫妇偕其一行乘专机由关岛飞抵上海，入境后在虹桥机场稍事停留后飞往北京。

据当时参与接待工作的上海市外办国宾处工作人员乐锦根回忆说：“2月21日早上5点钟，尼克松坐飞机从关岛飞到上海虹桥机场，落地后到机场候机楼的贵宾室休息。那天是21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七，还在新年里。锦江饭店为大家准备了不同口味汤圆，其实美国人这时候经过长途跋涉，早已饥肠辘辘。因为此时中美关系微妙僵持，美国人都显得很拘谨，他们表情都很严肃，动作略显拘谨，更别提吃东西了。” 

“而我们早就经过培训啦，要主动活跃气氛，尽地主之谊。于是我们端起汤圆就开始吃。美国人看我们开吃了，吃得那么开心，他们也不再拘谨，同我们一起吃起汤圆来。

在贵宾室休息的尼克松总统也不甘落后，开心地吃了一碗肉汤圆、一碗豆沙汤圆。会场里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乐锦根对于当天接待的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完全不像一位89岁高龄的老人。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尼克松总统来华之前，一定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做了不少功课。当时，尼克松总统步入候机楼时，看到正面墙上有大幅国画和毛泽东诗词时驻足停留。他趋步近前，仔细端详，回头对中方人士说，基辛格曾向其介绍过毛主席的书法，在访问之前，他还专门读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诗词》。

我们在旁边听到他用英语流利地将那篇《沁园春•雪》背了出来。这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由此可见，尼克松总统是下了功夫，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中国更是秉持友好之情。”

在机场休息时，尼克松及美方随行人员都表示机场环境整洁、清新，接待他们的安排周到，井井有条。尼克松夫人说，她们一进入中国境内，在飞机上看到中国广袤的绿色大地，就感到很美，相信中国农村的庄稼一定长得很好。

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前，北京在准备工作时，需要提前在宾馆房间里，为美国总统代表团准备招待食品。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象征，食品需要既体现中华文化的传统，又显示出现代化的生活水平。根据此前接待美国几批先遣团经验，上海生产的大白兔奶糖再次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果然，大白兔奶糖成为最受代表团成员最受欢迎的食品，连尼克松总统品尝后也赞不绝口。

据说因为尼克松总统非常喜爱这款中国生产的Creamy Candy，以至于在当年的复活节，大白兔奶糖甚至成为美国人竞相购买的糖果。此后，听装的“大白兔”奶糖出现在美国复活节礼品市场，成为美国人馈赠亲友的佳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上海生产的特色食品佼佼者——大白兔奶糖，肩负了重要的人民外交历史使命。

2月27日接近中午，尼克松一行278人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等陪同下，乘坐中方专机自杭州抵达上海，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抵达后，尼克松夫妇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位于延安中路的上海工业展览会。

时值岁初，虽然天气晴朗，但是春寒袭人。宾主一同步入展览馆时，尼克松看到周恩来脱了大衣，精神矍铄。他也立刻脱去大衣，说：“我要表明，我的血和总理的血一样热。”尼克松在展览馆内聚精会神地看了重工业和科学技术展品，不时驻足听取讲解员介绍。

在观看一部开式双柱冷挤压机的操作表演时，尼克松试着按了一下启动电钮。当取出加工件时，周恩来笑着对他说：“你这是按了建设性的一钮。”尼克松高兴地说：“对，对，我按的这一钮是建设性的。”当天下午，尼克松夫人参观了上海市少年宫。

1972年2月27日，是中美关系史上富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经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的一周内，多次会谈和反复磋商，最后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并经周恩来总理报送毛泽东主席同意。当时美方会谈的负责人是基辛格，他向尼克松总统直接汇报。

这引起了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时任国务卿罗杰斯的不满。抵达杭州后，他提出了各种修改意见。经过周恩来总理细致的工作，化解了这一矛盾。第二天（2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来上海的飞机上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下午，中美双方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将其发布(后又称《上海公报》)。

当时在秘书组工作的乐锦根回忆说，“根据外交部和上海外办的安排，我和外交部的条法司副司长等在机场，接近中午飞机降落，我们在舷梯口拿到公报的稿子后，马上赶到康平路的上海市委印刷厂，他校对英文，我校对中文。我们俩前前后后都校对了10遍，真的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我们都很紧张，生怕出错。我还请印刷厂的厂长跟我再对了一遍中文。校对完毕后，立即各印了100份出来送到小礼堂。整个过程在两小时以内。这是当时上海市副市长的要求：加急！绝对是特事特办。”

2月27日下午5时许，基辛格于锦江小礼堂就双方会谈的这一成果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上海公报》宣布：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和中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启，为后来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天晚上，在上海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尼克松在讲话时说：“联合公报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所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16000哩大洋和曾分隔我们22年的敌对情绪的桥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比公报里所写的多得多的事情。”

在同上海市领导的交谈中，尼克松表示为能抓住时机实现这次重要的访问感到高兴。基辛格说，改善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尼克松还谈了他在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中的感受。他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当然应有尊严，但要接近人民，平易近人，他感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有这样的品德和风范。

在临别时，上海方面向美方赠送了两部他们希望得到的《二十四史》。周恩来对美国客人说，这两部《二十四史》一部送给美国国务院，一部送给白宫。尼克松、罗杰斯都很高兴，说这是中国非常珍贵的史书，他们将十分珍惜这部巨著，并将使它为美国的学者们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当然，大白兔奶糖作为特殊的礼品，也被打包进入了代表团成员的行囊中。

2月28日上午，尼克松总统一行离沪回国，周恩来总理、中国外长和上海市领导等都到机场送别。不少美国客人临行前表示，《上海公报》的发表是总统这次访问中国令人兴奋的总结，是美中结束隔绝状态的良好开端。

当时，来访的美国客人都很关注一般市民对美国总统访华和中美首脑会谈的态度。一些美方人员在参观上海市民居住区时问一位老妈妈：“你是否欢迎我们美国人来访?”老妈妈笑笑说：“当然欢迎。解放20多年了，现在的上海同旧社会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你们是该来看看啊!”

一批美国记者在参观上海一家工厂时问主人：“你对这次中美会谈有何看法?”主人答道：“世界形势变化了，看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也有些不同了。这次会谈是件好事，但我们还要看美国今后会怎么做?”不少美方人士表示，他们在同中国人的接触中“深深感觉到了人们的信念、自尊心和对政府政策的信任。”

半个世纪斗转星移，转眼即逝。自2019年起的连续四年间，中美两国交往的重大活动的周年纪念接踵而至：2019年是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周年，上海市外办、上海市友协举办了《跨越太平洋的交流与合作——上海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系列活动。

2020年是中美友好交流的使者、伟大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使，访问中国50周年。2021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2022年则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50周年。

上海是我国参与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排头兵和先行者，近代以来就曾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过特殊的贡献。在中央倡导的人民外交的指引下，上海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见证者和直接参与者。上海作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正在努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五个中心的上海，在中美经济社会交往关系发展中，必将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历史推动作用。

（本文史料分别源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建网、《上海外事志》、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档案春秋》、《文史参考》、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戴维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