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坐落在中国东部海岸的中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发迹的地方之一。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百年。百年荣光，是使命激荡我们永葆活力。

回望过去，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这份伟大事业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胸襟，远非那些汲汲于眼前的党派所能想象。

长征的血战、抗日的烽烟，开放的探索、改革的攻坚，民族复兴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党都要经受一次洗礼。革故鼎新引领时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让我们这个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

从只有50多名党员到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当年石库门点亮民族希望的灯火，已经成为指引14亿中国人民阔步前行的伟大灯塔。

【吴堉简介】

吴堉（1926.3—2019.6），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江苏常州人。历任中苏友协上海分会俄语翻译、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副教授。

1949年8月，进入中苏友协上海分会任俄语翻译。1950年至1952年，借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防空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1952年至1953年，在上海中苏友协教学部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教授俄语。1953年至1954年，曾两次借调入京，担任来华访问的苏联文化代表团随团翻译。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中国劳动人民分团赴莫斯科担任翻译。

1961年5月,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任教师。在近50年的教学生涯中，曾多次参与灌录上海市中小学俄语教材的教学磁带；参加上外校本俄语教材和词典的编纂工作；翻译出版了苏联科幻小说《危险的路》等，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国产彩色新闻纪录片翻译了大量剧本和解说词。

 

参加开国大典的上海外事工作者

——党的诞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七

2019年3月中旬的一个午后，笔者随同上海广播电视台摄制组一行,来到建国西路某历史保护建筑小区，走进原中苏友协上海分会俄语翻译吴堉的家，开始了对她的采访。

吴堉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时而和着标准悦耳的普通话，时而穿插几句纯正的俄语,在充满回忆的情景中，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从她口中娓娓道来。

出生于外语世家

1926年3月，吴堉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外语世家，其外祖父是早期的留法学生，曾参与满洲中东铁路的筹建工作，在俄国人与满清官员之间充当法语翻译。其父亲吴恰在中东铁路管理局任机务处处长兼工程师,母亲朱韵清则在机务处任秘书。

1937年以后，因不堪忍受日本对东三省的殖民统治，江南各省旅居东北的人士都不愿为日本人服务，纷纷选择离开东北。父亲去世后，吴堉随母亲也回到了原籍苏州，后随家人辗转来到上海定居。

1940年，吴堉进入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属女中读书，住在淮海坊内的大伯家，晚上就在离家不远的襄阳北路上东正教堂开办的俄文夜校补习俄文。当时吴堉家的隔壁就是鲁迅遗孀许广平和其子周海婴的家，两家还是好邻居。

1946年，吴堉考入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修英国文学，一外是英语，二外是法语。外语世家出身的她语感好、领悟力强，学习各种语言驾轻就熟。

据吴堉回忆，其兄吴坤系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上海各校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但在1948年大二下学期时，吴堉兄妹因在校积极组织并参与爱国学生运动，被校方除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决定，开始在上海组建中苏友协上海分会（后改为上海中苏友协），并筹备成立上海俄语学校（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中苏友协在上海各大报登报招揽俄语人才，但苦于当时懂俄语的中国人奇缺，应者寥寥。

经筹备中的上海俄语学校校长姜椿芳的推荐，赋闲在家的吴堉参加并通过了友协的俄语考核，被正式录用为俄语翻译。

9月，联共（布）即苏联共产党通过了有关“同意中共中央请求帮助拍摄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斗争和民主中国解放区新生活影片”的决议，并委托苏联（布尔什维克）电影部制作有关中国的彩色影片。斯大林让其私人特使科瓦廖夫带信给毛泽东，苏方将派遣电影摄影队来华拍摄：以导演瓦尔拉莫夫为首的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的前方摄影队，主要拍摄反映解放战争；另以导演格拉西莫夫为首的高尔基制片厂的后方摄影队，主要拍摄反映后方建设。

这两支中苏联合摄影队在中国被称为“五彩队”，除了主要拍摄开国大典，从1949年到1950年，他们的足迹还遍及中国15座城市，拍摄了200本胶片，为新中国留下了30多个小时的彩色影像。这些素材曾被制作成五集系列彩色纪录片《锦绣河山》，分别记录了北京、上海、南昌、广州、杭州和长江沿岸城市重庆、汉口、南京等城市在解放后的新面貌，包括工矿企业、民众生活、风土人情、文化古迹和社会变迁等。

当时，吴堉被中苏友协上海分会直接派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报到。因为市里规定，凡配合苏方工作的中方人员，统一由上影厂负责管理。上影厂厂长、著名剧作家于伶亲自向吴堉交待了工作任务。9月底，吴堉就作为俄语翻译，跟随苏联摄影队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拍摄工作。

赴京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吴堉随同苏联摄影队带着摄影器材和设备，在中午时分抵达天安门,开始在天安门城楼上上下下做着拍摄的准备工作。当时苏联摄影队有六到七个摄影师和助手，一个录音师。有两个小组在城楼上拍彩色纪录片，其余几组在城楼下拍游行队伍。

吴堉与北影厂的翻译徐谷明（后任北影厂导演）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两个小组的苏联摄影师的翻译工作。还有东北电影厂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这样加起来有好几十个人。

当时，城楼上的苏联摄影小组、东影、北影好几方工作人员，都在为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角度而奔忙。每个苏联摄影师除了原有助手外，还配备两个中国小伙子当助手。那时候的摄影器材都很笨重、电瓶大、摄影机沉重，助手们需要帮摄影师扛机器、架机器、搬设备等等。具体要做什么，就要翻译过去叫他们拿什么。两个俄语翻译跑前跑后，翻译加协调，忙得不亦乐乎。

上图是最近在俄罗斯网站上，解密并公布的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彩色照片之一。在时隔70年后，吴堉也是第一次见到自己在开国大典上的彩色照片，感到非常高兴。她当时就站在苏联录音师涅斯捷诺夫的身边，想不到这一瞬间竟然被摄影师抓拍并成为了永恒。

70年前的那天，吴堉才23岁，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大概到了下午2点50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城楼左侧楼梯走上来。

当毛主席踏上最后一个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激动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此时，军乐队奏响了《东方红》乐曲，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正好站在了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位置。

下午3点，开国典礼开始。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城楼上的人们都流下了热泪，心情都非常激动。吴堉觉得，主席讲话的声音有点变调，听起来很激动。虽然当时她还不是党员，仍感到非常幸福，非常激动。

国歌声中，毛主席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有近千人，大家都饱含热泪，欢呼雀跃。在场的苏联摄影队把人们尽情欢呼的影像和声音都摄录了下来。

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共有四层台阶。第一层台阶比较低，吴堉和一组苏联摄影师站在那里。第二层台阶站着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第三层台阶也站满了其他领导人和观礼代表，还有些站不下，就站到了第四层台阶。

上图，毛主席正在向通过天安门城楼上空的空军受阅飞机挥手。照片的不远处可以看到苏联摄影师和东影、北影的摄影师。吴堉和专门拍摄毛主席的苏联摄影师哈普金，就站在毛主席的前面。那个时候气氛比较紧张，工作人员都很谨慎。虽然就在前面，但没办法回头看。

苏联摄影队另外几个组都在城楼下面拍摄。这些摄影师相对年轻，就跟着游行队伍跑前跑后。城楼下30多万名欢腾的群众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感人至深。

在天安门城楼上，吴堉还为苏联英雄科热杜布（下照右四）做翻译，与参加典礼的国家领导人亲切交谈。科热杜布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空军英雄，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曾击落60多架法西斯德国战机，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后来成为了空军元帅。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后，随后受苏联政府委派，来到上海的防空司令部，协助刚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空军负责上海防空。

开国大典结束后，格拉西莫夫和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徐肖冰领衔组成的中苏合作电影摄制队赴上海继续拍摄，吴堉仍担任随队俄语翻译。

摄制队分成两组，分别拍摄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影片，影片的文学编剧是著名作家周立波。这两部中苏合拍的纪录片都曾在国内外公开放映。

上海“二•六大轰炸”

从1949年6月23日起，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宣布对长江口及其以北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实行封锁。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也开始遭遇空袭。8月3日上午，六架国民党空军B-24轰炸机空袭上海江南造船厂，轰炸造成巨大损失，船厂瘫痪无法恢复生产。

9月19日，国民党海军“长治”号驱逐舰在长江口外海起义后，急赴南京躲避轰炸。但仍在22日、23日连续遭遇空袭而受到重创，于24日自沉南京燕子矶长江段。

10月25日，解放军进攻金门岛失利。几天后在舟山登布岛作战再次失利。国民党军认为解放军已无海空军，无法构成军事威胁。于是开始转守为攻，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轰炸机，对上海、杭州等城市进行空袭和轰炸。12月24日，为了遏制外轮进入上海港，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布雷封锁港口。空军则扩大空袭范围，不断对长三角地区的军事、工业目标狂轰滥炸。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遇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称“二•六大轰炸”。这次轰炸的重点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轰炸使电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根据事后报告，“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之损失，据目前所能确知之情形，按恢复被炸之前之原状及死伤职工赔偿费计算，约需450万美金。上海市军管会采取了抢修设备、疏散人员、错峰用电、限制用电等一系列应急措施以度过危机。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收到刘少奇转来饶漱石的电报,得知上海连续遭到轰炸的消息,也十分焦急。当时,中苏谈判到了关键时刻，2 月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在莫斯科签字。互助条约第一条就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签订仪式前，中国领导人紧急约见了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助上海防空。2月17日，苏联正式通知中方，将派出一支强大的防空混合集团军援助上海防空。

1950年3至4月间，苏联派出了一支由巴基斯基中将指挥的苏联防空混合军团来上海协助防空，一举控制了局面。6月，吴堉被友协派往设在汾阳路音乐专科学校内的上海军管会防空司令部翻译组，吃住都在学校，负责中苏双方军队军官协调翻译工作。

有一天，一位苏军少校来司令部谈工作，吴堉负责现场翻译，少校发现她俄语非常流利，便请吴堉隔天就去位于虹桥的苏军驻地报到，并当场给吴堉签发了一张军营通行证，吴堉的工作就是给他当翻译。

因路途较远，苏军少校就派军用吉普车每天接送吴堉上下班。不久，防空司令部搬到更远的五角场附近，吴堉就只能住在司令部的宿舍里，每周回家一次。

上海大轰炸拉开了沿海城市工业内迁的大幕，直接引发了之后持续多年的上海小三线建设，促使苏联军队提前进入中国，成为中苏关系的催化剂，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

苏军撤离后，吴堉仍回到上海中苏友协工作。1952年11月初，在纪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5周年之际，华东地区和上海市举行从城市到乡村、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中苏友好月”活动。苏联派遣了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艺术工作团、苏军红旗歌舞团和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等四个团体共300余人来上海访问、交流。

吴堉和上海中苏友协的工作人员全体上阵，将来访的四个大团分成十几个分团，配上相应的接待小组。当时翻译还不够，就到上海俄语学校,把姜椿芳校长刚培养的第一批俄语系学生借来参加接待工作。

为了让同学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增强业务能力，姜校长还专门派了学校的老师轮流带队，边工作边教学。当时吴堉的母亲和姨妈都在俄语学校任教，与学校的俄侨老师都曾参与现场教学活动，碰上语言问题及时讨论、解决。俄语学生们边学习、边锻炼，语言能力提高很快。

当时接待组工作的大本营在锦江饭店北楼二楼，俄专的学生们集体住宿在绍兴路5号，每天到锦江饭店报到，在吴堉等工作人员带领下，随同苏联各个分团参加活动。

在“中苏友好月”中，上海市民参加上述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等交流活动，以及观看苏联艺术家文艺演出的达到14万人次。观看苏联影片展映的有590万人次，参观苏联图片展览的有250万人次，听取上海访苏人士介绍苏联情况报告的有270万人次。许多工矿企业都开展了学习和推广苏联先进生产经验的活动。

据统计,当时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从“中苏友好月”前的83万余人一下子增加到了157万余人。

多次见到毛主席

吴堉的俄语口语好，能胜任各种翻译任务，是当时友协翻译科俄语主要翻译之一，担纲了很多中苏友好重要交流活动的翻译，在全市各单位对苏交流活动中颇负盛名，以至于陈毅市长见到她时说：“吴堉同志，听说你是翻译的一把好手！”

1955年，苏联著名的小白桦树舞蹈团首次来华演出，北京的中苏友协总会调吴堉去北京担任活动翻译。此时吴堉已怀孕，但仍然坚持工作。在北京的首场演出结束时，毛主席与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舞台，与每位演职人员握手致意。

吴堉作为随团翻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毛主席握了手。可惜的是没有留下照片，但时至今日，吴堉仍清晰地记得这一难忘的时刻，这已经成为她终生的记忆。

小白桦树舞蹈团在北京演出结束后来到上海。在文化广场演出的前一天，舞蹈团的报幕员突然嗓子失声，俄罗斯导演指名让吴堉替代她用俄语报幕。在导演的指导下，吴堉投入了紧张的演练，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不久，吴堉的儿子出生了。她特意用“桦”字给儿子取名，以让他永远记住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小白桦”首次访华演出。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于1949年底访苏后再次访问苏联，并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暨莫斯科红场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应邀出席红场阅兵。

虽然此时中苏两党和两国已在意识形态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双边关系正趋于紧张，但毛主席出席红场阅兵，展现了大国领袖的风采，为中国外交赢得了赞誉。与前一次访苏相比，这次访问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签署合作文件，而在于彰显中国的大国外交。

访问期间，毛主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如“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吴堉被在北京的中苏友协总会借调，参加了十几个分团之一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在莫斯科红场观看了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阅兵。

  11月7日早晨，天气寒冷，中国各代表团全体团员跟随毛主席步行到红场，登上了观礼台，观看阅兵和群众游行。来自各行各业的劳模代表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体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

上午9时整，阅兵式在雄壮的军乐声中隆重开始。毛主席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在红场列宁斯大林陵墓主席台上观看阅兵和群众游行。

阅兵式和几十万苏联劳动群众参加的游行，持续了4个小时。中国各代表团的同志们大开眼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赞叹不已。吴堉当时陪同代表团成员们，就站在毛主席的侧后方。当时没有什么翻译任务，得以在近距离看到了毛主席。当广场上空响起为中国欢呼，震耳欲聋的“乌拉”声时，吴堉再一次被深深感动，心中充满了对伟大领袖的敬佩和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的骄傲，以及对伟大祖国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自豪之情。

游行结束，毛主席和苏联领导人从观礼台上走下来，苏联人民群众簇拥上前，热烈欢呼。下图辑自纪录影片《毛泽东访问苏联》，后排右二为吴堉。

在中苏友协工作了十几年，还有两件事让吴堉的印象比较深刻，其一是“追星”，她可算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粉丝”。

上世纪中叶，苏联有位著名的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五岁开始学琴，演出节目几乎包括所有古典和现代最优秀的小提琴作品，具有惊人的表现力和精深的技巧，被誉为“莫斯科的帕格尼尼”，获得“苏联人民演员”称号和斯大林、列宁奖章。

1957年,奥伊斯特拉赫来华演出，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音乐会。当时吴堉另有任务，没有担任此团翻译。可吴堉非常喜欢这位演奏家，于是央求当时的友协秘书长蒋燕帮忙，向奥伊斯特拉赫要一张照片。蒋燕是位老革命，南下干部，对此很不理解，问吴堉：你要一个大男人的照片干吗？但最终照片还是要来了，还有签名,吴堉很开心。只可惜照片在十年动乱中被烧毁了。

其二是吴堉的姨妈朱素清（后被评为高级知识分子），自1950年进入俄语学校工作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中。她兼任了俄文语法、翻译教员和语法组组长等工作，最多曾授过十个班级的语法课，常常编写教材、教案至深夜。由于劳累过度，1953年起经常患病，但仍坚持工作。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1954年底才不得不暂时回家休养。

当时姜椿芳校长已调至北京工作，接任校长的是一名非语言干部，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工农出身的他，最看不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所谓的“娇气”。朱素清在家休息刚几个月，他就以“不劳动者不得食”为理由，停发朱素清的病休打折工资并收回了其公费医疗证。

朱的丈夫吴佚民是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即市委外办）的高级知识分子，而国指委素有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吴佚民反映其妻情况后，马上先垫付了朱老师的医药费，并派干部通过市高教局协调学校，多次协商此事。但该校长仍顶着不办。国指委专门向分管外事工作的刘季平副市长上报此事，问题才得以解决。

1961年5月，由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的大部分苏侨教师纷纷回国，一时缺乏口语好、能上会话课的老师，吴堉遂进入上外俄语系，担任俄语教师。当时吴堉的母亲朱韵清、姨妈朱素清也在俄语系工作，一家三人同时在一个系里担任教师，这在当时的整个上外传为佳话

当年8月，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也整体并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后改名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署办公。

吴堉当时在上外俄语系主要教授词汇课、会话课和听力课等。她和诸同英、周秉勋、史玲芳等老师一起灌制录音带供学生学习模仿，同时还为上海市的中小学俄语教材灌音。她平时上课时非常注重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要求学生能用俄语交流的尽量不说汉语。吴堉认为只有这样，学生的口语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她还要求学生一定要理解所学词汇包含的文化内涵。

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欧美外资企业来上海投资，外语人才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吴堉曾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学习过英语和法语，在大学里也曾经客串过英法语系的翻译工作。曾有人问吴堉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发挥一下英语才能？但她认为，在俄语系做了这么多年的教师，对这里的一切有了深深的感情，更愿意从事俄语的教学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吴堉的儿子林桦想要继承家里外婆珍藏的众多俄罗斯原版经典名著及词典等工具书，立志上大学学习和掌握俄语。第一次高考没被录取，第二次（1978年）又接着考，终于考上了上外俄语系。那时吴堉还在俄语系工作，母子二人，一个教俄语，一个学俄语，吴堉觉得挺欣慰。林桦毕业之后，曾留校接母亲的班，担任教师达十年之久。

上图为上海电视台版权资产中心暨上海音像资料馆主任汪铭率摄制组采访吴堉，后立者为其子林桦。聆听吴堉的激情回忆，我们深深为上海老一辈外事工作者的勤恳踏实和奉献精神所感动。

2019年5月27日，为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历史寻访类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登陆东方卫视和纪实频道黄金时段。吴堉在影片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故事。该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上海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评价说：“上海的解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解放，是中国革命实现从革命到建设，从农村到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正如影片中引用的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的原声录音：“资本主义者曾经预言，不仰仗他们的鼻息，我们管理不了这座大城市。但是现在连预言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管理水平超过了他们。”70年后，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在创业之初的那段历史，也是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9年6月25日，吴堉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93岁。

6月29日，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苏友协上海分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分会的承继者）第五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

市友协领导作大会报告。他指出，1949年10月1日，中苏友协上海分会的工作人员陪同各国来宾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中外各界人士一起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强调，在市友协成立、发展、壮大、成熟和奋进的70年壮丽历史进程中，历届市友协领导和工作人员恪尽职守、不辱使命。他们是各国人民友好的使者，是新中国民间外交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践行者。

谨以此文，向吴堉及所有为上海民间对外交往事业作出无私奉献的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文中照片分别由林桦、汪铭、上海外事编辑部提供，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吴堉口述，整理拟文戴维，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编审孟庆和提供部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