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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八)

2020年12月15日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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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 志存高远 厚积薄发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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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璘,1940年9月出生。曾历任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副厂长,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局长,轻工业部群星集团副总裁、群星工业公司总经理,张江高科技园区党委书记、总经理,浦东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市外资委常务副主任,中国贸促会上海分会会长,市会展行业协会会长等职。


01 艰难困境

1993年5月7日,浦东新区组织部宣布我任张江公司党委书记、第二任总经理。一个月后的6月25日,市委、市政府又任命我为浦东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从此,开启了我与张江的一段不解之缘。

一上任,公司的困境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没有钱、没有地、连办公场所也没有。首先,资金严重短缺。张江最初规划面积是17平方公里,初期决定开发4平方公里。市政府先期拨付的1亿元启动资金,由于初期开发规模过大已全部用完了。公司下面又成立了20多个子公司,导致资金分散,五六十名员工的工资也快发不出来了。而这时,龙东大道的“三通一平”正急需资金投入。

其次,没有地。开发初期,张江把2平方公里的地分别以极低的价格批租给了四家公司,分别是信源、浙江银泰、东北的华晨和一家台湾公司。每家公司拿走了0.5平方公里,初期决定开发的4平方公里一半的土地就没了。其中信源是中信和加拿大能源公司的合资企业,合同中还同意他们额外保留0.5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权,也就是总共要拿走1平方公里。

还有,公司的办公场所也很不理想。我刚到的时候,办公地点在陆家嘴峨山路的童涵春药厂楼上的一间阁楼里。不仅离张江现场远,不方便指挥和管理,而且办公条件很差,空气中弥漫着中药味,打扫卫生的工具就放在楼梯口。如果要在这种地方和外商谈判,很不利于张江形象的塑造。


02 成功突破

我们能在困境中寻得突破,开启发展的新局面,离不开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亲临指导和关心。其间,还得到了浦东新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上海各部委的鼎力支持,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没有钱,存量资金最多只能维持公司两个月的运转。情急之下,我想了一个紧急办法,给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写信,表示希望拿前期预开发还剩下的2平方公里的土地去银行抵押,贷款2亿元人民币。那个时候,国家正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控制投资规模,银行本身的贷款额度都没有,借款非常紧张。

没想到,两位领导收到信后,立即批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毛应梁行长,请他协调四大银行落实解决资金。工、农、建、中四大银行浦东分行的行长来张江考察后,每家银行都同意贷给张江5000万元人民币,张江向每家银行抵押0.5平方公里的土地。

很快,2亿元资金到位,像给张江打了一针强心剂,救活了张江。我们立刻将钱投在龙东大道的开发上,还清了早期开发龙东大道的欠款。

但是,龙东大道当时只是一条光秃秃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都没有,怎么招商?于是,公用局副局长芮友仁亲自带领自来水施工队勘查现场。由于当时龙东大道已经建好,接管子来不及了,经研究,决定打井。仅一个月时间,自来水公司就为我们打好了井。

市领导很关心张江。我到张江仅仅两个月,黄菊市长就来视察。我们当时给他看的地方就是一块烂泥地,背后是一个污水井的井塔,什么也没有。我边介绍边给他看规划。

当中还有个小插曲。当我向他介绍,这是矿泉水厂时,他马上戳穿我:“矿泉水厂也是高科技啊?”我连忙解释,因为打了水井以后,我们取点地下水做矿泉水,是临时而为之。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市长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重视。

黄菊市长嘱咐我们,张江要逐步开发,不要急,但是要做好基础工程,尽早开展招商引资工程,最好要在半年到一年之内出形象。

正是市领导的指示促动我们对开发规模进行调整,将原来先期开发4平方公里的计划缩小至先期开发0.4平方公里,集中有限资源在这0.4平方公里内,尽快实现批租,展现张江形象。

没有电,我们在电力局局长钱忠伟的关心下,用半年时间,在罗山路上建起了一个220千伏的高压电站。电话线则是在邮电局局长程锡元的全力支持下,也用半年临时搭建起一个通信站,将电话线引进了张江。

有了水,有了电,可是没有公交车,交通不方便。我们设想,张江既然是高科技园区,起码要有到沪上知名高校复旦和交大的两条公交线。正好副市长夏克强来张江现场办公,我们向他反映了这个问题。他立刻批示公用局洪浩副局长帮忙解决这两条线路的问题,也就是现在在运营的大桥五线和大桥六线。

1993年年底,一条六车道的龙东大道建成了,而且地下管线管道一应俱全,这是通往张江的第一条交通干线,为园区的起飞提供了有利条件。后来,建设地铁2号线的时候,原本终点站只到龙阳路,不经过张江。我们再次求助市政府,夏克强副市长了解情况后,提请市政府讨论,最后同意2号线建成后再延伸。三年后,地铁2号线延伸段进入了张江高科技园区,张江从此拥有了一条轨交大动脉。如今,张江高科地铁站每天人头攒动,放眼望去,进进出出的都是年轻人,这是张江的未来和希望。“三通一平”和交通干线的引进,为张江的招商引资打下了良好基础。


03 收回已批租土地

没有地怎么办?我们决定依据市政府关于拿到土地以后不动土、不招商的可以收回的文件精神,要回早期四家公司拿走的四块地。因为到1993年为止,这四块地都静静地躺在那里,一个企业也没进来,一锹土也没挖过。

收回的过程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压力,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我们首先向信源公司提出了这个要求,加拿大方马上就向他们的总理告状了。1993年9月,时任加拿大总理克里斯蒂安访问中国时,在议程安排中就提出要谈谈张江信源事宜。

朱镕基总理并不知情张江土地的事情,打电话让黄菊市长赴京一起参加会见,直接向对方解释。黄市长也不明白张江有这么大的事情要两国总理来商谈。

临去北京前一天,也就是1993年9月26日晚上,黄市长打电话向我询问情况,我向他汇报了张江与信源之前的合同情况和目前的状况,并提出要重新谈判。市长了解之后就飞赴北京。

回沪后,黄市长告诉我可以重新谈判,价格也可以调整,具体要合同双方坐下来谈,这等于把主动权交到了我们手里。

不久,我就在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奇帆带领下赴加拿大和信源公司展开新一轮谈判,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谈地价、谈期权、谈引进项目。我们知道这是涉及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所以处理得很谨慎。

最后协商下来,地价从原本的12美金每平方米提高到23美金,拿掉了原本保留作为优先批租的0.5平方公里的选择权,现有的0.5平方公里,张江开发公司帮忙招商以实现早日开工。1994年11月10日,张江信源公司正式挂牌,加拿大总理克里斯蒂安出席了仪式。

其他三家公司,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要回了土地。华晨公司同意有一个项目进来,我们批一块地给他们。银泰公司答应和我们共同开发。台湾的公司则终止合作。为了收回这2平方公里的土地,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当时的情形就是,我们横下一条心,非做不可!


04 罗氏入驻

入驻张江的第一个客户是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瑞士的罗氏制药。

1993年9月,经三维制药厂总经理黄彦正的引荐,罗氏公司来张江考察。当时就在峨山路上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我们向外方代表威廉•凯乐介绍张江。他看到我们窝在药厂里面办公,再到现场一看,更是除了一片农田,什么都没有。顿时犹豫起来:“这样怎么叫我来建厂呢?!”

我们就跟他承诺,马上就把水、电、气、通讯都落实好。同时,向他介绍杨浦大桥已经建成,内环线也已开工,浦东国际机场已列上建设日程,交通会很方便。对面汤臣高尔夫球场也马上建好。我们想用尽可能多的资源和信息来提升张江的价值。

赵启正副市长的推介更是为谈判的成功增添了砝码。他在会见威廉•凯乐时,不但介绍张江,而且不动声色地向他介绍我说:“吴总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游泳,还参加市里的游泳比赛,他游得比我快,我老是输给他的。”

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家常话让外方代表对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张江增添了信任和信心,他觉得张江园区是上海市重点开发地区,终于下了决心把项目放在张江,但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在半年内,项目建设地块必须实现“三通一平”。

之后,我们与外方代表对土地批租价格进行了谈判。经过几轮谈判,最后以每平方米60美元的批租价格成交,这在当时是一个特别高的价格。前期开发的时候张江的土地都是十几美元的地价批租的,60美元的地价为后来张江的土地批租奠定了新的起点。

与此同时,外方代表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只签意向书,不付一分钱。如果半年内不能实现“三通一平”,合作意向就取消;“三通一平”若成功了再签正式合同,把钱打进来。之后这半年,在副总毛德明的带领下,张江的员工真的是拼命了,夜以继日,并肩奋战,天天跑主管部门、跑工地、接水、接电、通电话••••••所有的任务都在同时间赛跑。最终经受住了考验,半年之内把这块地弄成功了。

1994年5月,威廉•凯乐再访张江,眼前的景象令他大为惊叹,立刻同意签约。我真心感谢我们张江的同仁们,在工资也快发不出的困境之下,正是他们的坚持,使张江成功迎来了第一家外资企业,而且是世界500强知名的制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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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5月16日签约当日,赵启正副市长亲自到场,会见、交谈、签字、宴请,为张江不遗余力地宣传。张江和罗氏的合作对双方今后的发展影响深远,罗氏的引进为张江日后的招商引资树立了标杆,同时开启了张江药谷的新篇章。

对罗氏来说,公司落户张江,业务得到长足发展。不久,公司便成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的成员单位,公司掌舵人威廉•凯乐获得了上海市为贡献突出的外籍人士颁授的1996年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和1999年度“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2001年,作为第一批外国人,威廉•凯乐拿到了印有“具有永久居留资格”字样的居留证。2004年,《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后,威廉•凯乐喜获第002号“中国绿卡”。出于一份浓烈的中国情结,威廉•凯乐还为妻儿全家都申请了“中国绿卡”,将全家搬到了上海。

2003年,当威廉•凯乐从罗氏中国总经理这一职位退休时,罗氏制药中国公司已实现了年销售收入3亿美元,并在中国建立了6家合资企业和一家独资公司。

在全体员工的艰苦努力下,张江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日本松下、山幸电子、三菱物流仓储,法国法雷奥汽车电机、美国联信增压器、宝钢软件、挪威奈可明离子显影液、摩托罗拉手机、美敦力心脏起搏器、阿尔法泰克集成电路、史克必成疫苗等先后入驻张江。张江还于1994年11月率先成立了新药研发中心,高科技园区初具规模。


05 “规划”先行

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规划。规划是一个园区的核心战略。张江要建成“一流的高科技园区”,需要有一流的主体规划。在张江园区的区域规划上,我们听取了来自境内外多方专业人士的意见。

1994年,我们请台湾咨群咨询公司、日本城市建筑设计所、澳大利亚建筑设计师和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对原来的规划作了研究和调整。12月,我们根据赵启正副市长的意见,由他亲自写信给全国各大院校和研究院所,邀请全国22所大学的校长、15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22名教授以及36名上海市有关部门的专家,组建了张江高科技园区顾问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为张江修订园区规划提供智力支持。

在成立仪式上,赵副市长热情洋溢地动员他们来支持张江。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们对园区的产业规划、发展战略等充分讨论,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优化园区规划奠定了重要的战略基础。

1995年1月,经张江专家顾问委员会讨论后,公司在3月召开了“张江高科技园区经济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课题研究会”,确定了把张江从原来高科技产业区提升为科技园区,又称国际化技术城区。

在这个规划中,我们对园区的形态和产业都进行了调整。在园区形态上,提出了产业区、科教区、生活配套区和乡镇区“四区”结合的概念。

在科研教育方面,张江对标国外的科学城,拟引入上海一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当时曾设想引进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外贸学院等。鉴于市政府已在筹划新建松江大学城,引进高校只能作罢。

(编者按:2000年之后,上海市政府为推动张江高新区核心园的人才队伍建设,为集聚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建立了张江大学园区。陆续有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张江校区)、上海交大(张江校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研究院、北京大学上海微电子研究院、上海电影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上海建桥学院、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和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12所高校落户张江。)

在产业发展上,调整后的规划从原来的十多项收缩为重点发展三项,即生物医药产业、微电子信息产业和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起因是第一家外商罗氏制药的到来。赵副市长认为很好,他说美国有硅谷,我们造药谷。由此提出了药谷的概念。

当时,我们就按照规划紧紧围绕重点,集中精力、集中力量、集中资源打造这三项产业,都做出了成绩。软件园成功了。药谷,随着奈科明、美敦力、史克必成、麒麟等一批跨国生物医药企业聚集张江,也基本成型了。机电一体化产业,我们有联信、松下、摩托罗拉、法里奥、阿尔法泰克等一批著名企业入驻。

现在看来,正是产业规划聚焦,成就了张江高科技园区后来一路高歌猛进。

在市规划局夏丽卿局长的关心支持下,新修订调整的园区规划于1995年12月成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五’规划及2010年展望”总报告的组成部分。值得欣慰的是,张江在日后开发过程中虽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以高科技城区为目标,以三大产业为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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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舟,1970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1978年回到清华攻读信息专业硕士。后赴瑞士苏黎世进修,1987年获数字移动通信技术博士学位。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国外,并毕业于传奇名校ETH的博士,江上舟于1993年出任海南省洋浦开发区首任党委书记、管理局长。他用四年时间创出的“洋浦模式”举国关注。1997年起,江上舟出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在任上,他积极推动了上海芯片产业、国家大飞机和新能源汽车等项目的落地及发展。

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因病逝世。


06 决策张江“硅谷”

1997年,江上舟被上海市委、市政府任命为市经委副主任。他到上海任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调研浦东未来的产业方向。

江上舟调研了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后,结合上海工业历史和实际发展状况,有了明确的判断:上海应该搞集成电路产业,张江要成为中国的硅谷。他认为:集成电路工业是中国非干不可的工业,其最先进经营管理知识和最尖端制造工艺与产品制造技术,又是由海峡两岸与华人世界英才能掌握的工业。

 “在半导体生产、管理和营销领域,华人能力居世界第一,在半导体设计领域,华人才干列世界第二。”

江上舟想明白了,上海能超越台湾,张江能超越新竹。

几个月后,原信息产业部召开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会议准备方案提出:2001年至2005年,全国投资200亿元人民币,拟建两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

江上舟表示反对。他说:“自己投资只能建两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寻找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十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

在场的众多专家学者一片愕然。因为在当时,中国芯片工业处境艰难。

其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先后制定的巴统、瓦森纳协定,直接封死了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之路。面对高度全球分工、迅速升级的海外芯片,在摩尔定律之下,中国早期芯片工业一片惨淡。

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一直试图重振芯片行业,先后搞了两个举国之力主导的大项目“无锡华晶”和“华虹NEC”,后者正是在上海建立,总投资达12亿美元,这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末宝钢之后,上海最大的国家投资工业项目。

而江上舟一开口就是100亿美元!

1998年底,江上舟“献计”上海决策层: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三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2001年至2005年“十五”期间,上海引资100亿美元建设十条技术水平等于或高于华虹NEC909工程的8英寸至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他梳理台湾新竹工业园区发展历史,精读北美半导体协会与国际半导体协会编撰的《半导体路线图》,提出了上海发展芯片工业的优势和依据:其一,上海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和融资能力;其二,中国集成电路市场需求强劲,而供给能力薄弱,半导体生产和试验关键设备制造却凤毛麟角,上海具备后发潜力;其三,上海曾经的支柱产业有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业;1978年前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以及1980年代开始发展的汽车、电站等技术密集组合装配型工业。而面向新世纪新时代,上海必须抓紧发展知识密集型信息产业,构筑上海新的支柱产业。

江上舟想得很清楚:发展产业,选择标准主要是两条。一看重要不重要,是否必不可少;二看优势不优势,是否做得好。这两条没问题,就要拼命搞;我们搞大了,别人无法搞。

从技术市场和时间规模层面推断:下一个五年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引进外资滚动投入1000亿美元,在上海建设世界最大集成电路生产基地绝非“天方夜谭”。

据说,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赞赏之余,惊问:“天上会掉下这么大一块馅饼?”惊讶,是因为投资金额巨大,要知道自1981年到1998年,上海工业累计直接吸收外资也不足200亿美元。

二十年后,世界风云突变。世界各高科技强国接连出台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芯片工业的制裁和限制措施,国际贸易环境急转直下。中国高科技行业猛然醒悟,依靠海外核心技术产品的供应链竟然如此脆弱!中国亟需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半导体产业链。


07 “张”“江”的张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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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愿意干,浦东愿意干,但谁来干?

一个叫张汝京的台湾人回大陆考察,进入了江上舟的视野。中国半导体行业真正的转机出现了。

张汝京被誉为华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第三号人物”,人称“建厂狂魔”。在父亲影响下,张汝京一直有个理想:在中国大陆建成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芯片制造厂。

此时的张汝京刚将一手创建的世大半导体高价卖给了台积电,并向台积电掌门人张忠谋提出到大陆投资建厂,张忠谋没同意,还威胁要扣张汝京的股票。

张汝京立刻就辞了职,他放弃了钱、放弃了股票,转而北上。2000年初,张汝京一行很快圈定了三个建厂地址,分别是:香港、北京和上海。

选定上海是因为上海四套班子全部出动了,决策速度非常快,支持力度也很大,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亲自陪同张汝京考察浦东,最终中芯选址在了张江。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中芯国际”寓意中国之芯、走向国际。江上舟为张汝京打通了所有的政府流程,如此大的项目获批速度如此之快前所未有。

中芯国际一厂主厂房上梁。江上舟前去祝贺,见张汝京只花20元人民币放1000响鞭炮贺喜,便看出张汝京摇钱聚宝,不讲排场,能成大事。

13个月后,上海第一座8英寸厂正式建成投产,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的芯片厂建厂纪录。很快,上海的一座工厂变三座;在北京,两座12英寸芯片厂破土动工;在天津,中芯国际又收购了摩托罗拉的8英寸芯片厂……

短短四年,中芯国际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创造了半导体行业最快的上市纪录。次年,中芯国际成为仅次于台积电、台联电的全球第三大半导体代工企业。

中芯国际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意义并不仅在于芯片产能:华晶、华虹两大举国之力的大项目在技术引进阶段就被疯狂狙击,张汝京凭借自身的人脉在美国四处游说,最终成功进口0.18微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一举将中国半导体与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差距从三至四代缩小到了一代。

尹志尧、王宁国、武平、陈大同、戴伟民、朱一明……张汝京与中芯国际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一大批半导体产业的华人精英归国创业。中国存储届两大巨头合肥长鑫创始人和长江存储CEO,大硅片核心公司沪硅产业CEO等都出自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对国产设备的推动带动了珠海炬力、中兴微、澜起科技、兆易创新等一大批优秀的半导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此后中芯国际的境遇众人皆知。遭遇台积电致命一击后,张汝京被迫去职,江上舟拖着病体临危受命,稳定大局,最终病情复发,于2011年病逝。

江上舟指定的接班人张文义、邱慈云力挽狂澜,励精图治,最终推动了中芯国际科创板的上市。


08 二十年坎坷之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张江看浦东,从浦东看上海,那正是改革开放、激流勇进的英雄时代。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旗下,张江的“吴承璘们”艰苦创业、勇挑重担,敢为人先,砥砺奋进,在这片热土上实现了宏伟蓝图,成为上海改革开放大潮中万众瞩目的新地标。

而张汝京的励精图治、江上舟的鞠躬尽瘁,背后正是上海,是浦东张江过去二十年对芯片产业的持续投入和坚定支持,现今已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中流砥柱、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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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制造的投入之大、回报之慢和风险之大,对于当时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极有可能成为政绩上的大坑。事实上,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都被海外巨头死死压制,巨亏的巨亏,转型的转型。

前些年互联网产业兴起,全国各地蜂拥而上,投资互联网应用、互联网金融等赚“快钱”的行业和领域。上海市政府也经历了种种困难,遭受了种种非议,以至于有了“上海被互联网抛弃”“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等种种对上海发展道路的非议。

在一片喧嚣鼓噪中,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顶住压力,不求政绩,依然按照既定规划,默默地、不断地支持张江的半导体工业,累计投入数百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撑半导体整个产业链上逐渐、全面提升实力,不断地攀登“硬核”科技高峰。

至2019年,江上舟逝世已8年,距其决策发展半导体产业、芯片工业已满20年。上海历经二十多年,踏踏实实埋头做半导体基础工业,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留下了宝贵的人才、设施和经验教训,为未来突破核心技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18年中,中国公司频遭美国科技封锁,尤其是芯片产业。中国半导体通信产业两大应用巨头中兴、华为遭遇制裁,其中华为的“5G”产业和芯片供应濒临难以为继的巨大危机,中国半导体产业链、芯片工业面临巨大挑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时中国盘点家底后才发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1/5在上海,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仅仅在张江,就已集聚9家晶圆制造企业、19条生产线、239家芯片设计制造企业。

2020年4月,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满100家。在这100家企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多达39家。到了7月,中芯国际回归科创板,再掀高潮。

浦东张江,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拓荒牛,用整整二十年的默默奋斗和无私奉献,顶起了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脊梁,成为了半导体和芯片产业的顶梁柱。


09 “王牌”浦东

上海,共和国自成立、建设、发展、壮大历程中的无私奉献者,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科学发展的先行者,未必要时时“独领风骚”,但必须志存高远、厚积薄发,关键时刻出手,才会峥嵘毕现。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过: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并且起点可以更高,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过去三十年,擦亮“王牌”招牌的是550万在陆家嘴写字楼,在外高桥仓库,在金桥车间,在张江实验室里的浦东人,是1400万在他们背后支撑的上海市民,是全世界看好中国的企业家和友人。

新的时代,新的目标,“王牌”浦东的角色又在不断变化,但有一条始终不会变:对接和实施国家战略。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宣布上海将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一年后再度考察上海时强调要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上市。浦东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两年时间,一大批中国核心科技公司在科创板上市。

张江的大飞机、临港的特斯拉,都是浦东在先进制造业上突围突破的突出案例,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企业本身,而是对整个国产产业链的带动和引领,是中国在未来最重要的尖端行业上的硬实力展现。

上海是中国的“王牌”,而浦东则是“王牌中的王牌”,张江则是“王牌”上最璀璨的钻石!国家需要的时刻,就是“王牌”出手的时候。

忆过往,励精图治,浦东已经三十而立。

再出发,风华正茂,浦东不过三十而已。

(文字配图:戴维,采访稿和素材:市委党史研究室、上观新闻访谈,《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风流人物浪淘不尽——江上舟故事》、《中芯国际的幕后英雄》等)

2015年5月30日,上海,航拍张江高科技园区。图片署名:第一财经日报-东方I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