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桥: 创业是魄  创新是魂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之五）

金桥开发区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30年的迭代升级，这片区域不仅高速度、高水平地完成了从农业化到工业化的文明进化,而且始终围绕产城有机融合，以城市化价值塑造为主轴、聚焦于以人为本的公共资源的开发和集聚，最终实现了开发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双赢具体体现在金桥实现了从“金桥加工”到“金桥制造”再到“金桥智造”的转变；体现在如今的金桥以占浦东新区1/50的土地，贡献了超过1/4的工业经济规模；体现在金桥快速崛起，已成为一座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金桥开发区的建设成功，为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对外交流、对外经贸壮丽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遒劲有力的一笔。

朱晓明：一张蓝图干到底

1990年7月，经过市委市府的面试，朱晓明从上海纺织工业局副局长的岗位上调往浦东金桥开发区担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那时的浦东开发处在刚起步的阶段，开发公司缺资金、缺项目、缺人才、缺经验，可以说是什么都缺。但在这批浦东拓荒者的胸中，唯独不缺勇气，也不缺智慧。

朱晓明觉得，开拓者身上最具价值的是“创业、创新精神”，可以概括为“创业是魄，创新是魂。”

制定面向未来的开发区规划

金桥开发起步之时什么都缺，但朱晓明认为最缺的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规划 —— 一个面向21世纪、面向国际的现代工业区的城市规划。开发之初，制定规划是重中之重。

金桥开发区规划包含三大部分，第一是基础设施规划，第二是产业发展规划，第三是社会发展规划。这三大规划，既要通得过当时的评审，又要经得起长久的考验；既要有超前谋划的意识，也要有精妙细致的论证。

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朱晓明主持运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助力规划，这些都得益于他早年攻读工业管理硕士、经济管理博士的知识积累。1994年到1995年之间，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完成了《开发区规划研究》这一专著。书中结合实际论述的那些行之有效的数学模型，后来还被收纳到了2005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经济管理数学模型案例教程》之中。

朱晓明还与合作者编撰印制了《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规划图册》，这本图册集囊括了开发区的三大规划与21个专业规划，逻辑清晰，详略得当，中英文对照。凡是看到过金桥的战略规划和规划图册的中外投资者都会明白：金桥开发区有决心有底气一张蓝图干到底。

朱晓明始终认为，“规划是金”。一个好的规划也许比几项优惠政策更能吸引投资者。当年许多全球跨国公司和国内集团公司的工业项目，纷纷选择到金桥投资，金桥的开发规划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肯定。

1995年，朱晓明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没有魄力建不成金桥立交桥

规划中，整个金桥开发区沿杨高路一侧就有6公里长，如果没有立交桥，从市区通往外高桥保税区及金桥开发区的杨高路会非常拥堵。同时，金桥开发区自身的出行也有问题。因为杨高路是一条快速通道，不设置红绿灯，车辆进出金桥开发区进来容易出去极难。

打开1994年至1995年编写的《开发区规划研究》第64页至71页，先要做实地调查测录，根据这些统计结果并采用“菱形方案”，然后：（1）分类建立模型，包含出行生成模型、出行划分模型、出行分布模型和交通流量分配模型；（2）对本市的城市及地区作预测（人口与就业预测、机动车总量预测等）；（3）分析规划路网；（4）分析杨高路、金桥路现状交通流量，包括北进口、南进口、西进口、东进口的流量比例；（5）加入高峰小时系数、小汽车当量（PCU）系数等，最终得出杨高路—金桥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预测。从高架下来的匝道，有一车道、两车道之分，需依据预测的流量数据而定。  

当年筹建金桥立交桥，需要金桥开发公司出资。这让本就捉禁见肘的开发资金面临更大缺口。如果没有勇气、没有“创业之魄”，很难想象能建成金桥立交桥。而如果当年不建立交桥，往后这几十年里金桥、外高桥地区的快速发展都将受到交通拥堵的极大制约。实践证明，当时咬牙建成的金桥立交桥，为国家20年后修建中环线重置金桥立交节约了巨额的拆迁成本。

金桥还是中国南方地区中率先实现集中供热（非居民用）的开发区，这里不允许任何驻区企业或机构建造燃煤锅炉房及烟囱，而金桥开发公司提供的是燃油集中供热系统，三废排放至今仍完全符合环保标准。

20多年前，金桥的开发者们虽然不具备有关pm2.5的知识和意识，但在开发区内的小环境，金桥却眼光独特，超前谋划，率先以先进理念付诸实践，符合了当今全球通行的环保目标。此外，金桥开发区还超前规划了一块公建配套用地，从物理空间上把加工工业区与碧云国际社区严格地隔离开来，从一开始就给区内所有企业与居民一个绿色、健康、和谐的承诺。

品牌是信誉  信誉是实干

外资、内资项目引进后，金桥还是一如既往，尽心、热心地提供服务。贝尔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91年就落户金桥，1993年至1994年形成了生产能力。1995年梅雨季节，大雨连绵多日。有一天，贝尔公司赶来开发区管委会告急，说公司车间里“水漫金山”，生产受阻。

当时贝尔公司承担着技术含量领先的程控交换机的出口，据说一台产品就值2000万元，而整个车间内有多台程控交换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检测。大家担心贝尔厂区的积水会造成巨大损失。

朱晓明和金桥的几十名干部二话没说，连夜从北京东路五金市场借来了十几台小型抽水泵，夜以继日地帮助贝尔公司排除积水，三天后终于排除了险情。事后经排查，贝尔公司确认金桥的基础设施没有问题，而是公司的厂房设计有缺陷。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

浦东开发开放的热潮让国际友人十分震撼。所谓眼见为实，目睹浦东开发开放、快速崛起的事实，外资、外企包括国内各类企业增强了来浦东发展的信心。

1994年，柯达公司由一位全球副总裁带队来华考察，为柯达中国的总部选址作决策。到访金桥时，他问朱晓明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金桥开发区的教育环境都有些什么？”

朱晓明曾洽谈过无数个投资项目，却从未碰到投资者上来就问园区的教育环境。朱晓明楞了一秒钟就很有信心地回答：“请看金桥的规划图册，它会详尽地告诉您。”

在规划中，金桥地区各级各类的教育机构环伺碧云国际社区，其中有中福会幼儿园（后迁移至康桥）、平和学校、德威学校、协和学校、杉达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十多年后，它们陆续落户金桥并成了名校。齐全的教育配套项目和设施，很快吸引柯达将其的中国总部建在金桥开发区。

此后，金桥还按规划建成了各种宜居公建配套项目，如华山医院浦东分院、浦东妇婴医院、120急救中心、外国专家体检中心等。

回首过往，朱晓明总结道，浦东新区建设开发区所积累的吸引外资的经验，为现今我国各大中企业作为投资者“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外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友好交流交往是互利、共赢和成功的。当下，我们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应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努力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浦东开发开放的辉煌历史，让开发者与世人共同见证了“多彩的文明交流”和“丰富的文明共鉴”。

杨小明：最佳住宅小区诞生记

1995年，我有机会到一线开发区工作，从浦东新区机关到外高桥新发展公司担任总经理。1996年10月，又调任金桥开发公司，开始接受真正的挑战。

金桥碧云国际社区曾荣获住建部“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碧云别墅在“新中国50年上海经典建筑”评选中荣获唯一的“新中国50年上海最佳住宅小区”大奖。碧云社区从无到有对于金桥地区从农村化到城市化的进程，具有价值塑造的实验意义。

超前规划从机制创新着手

碧云社区的开发自1997年起步。从1999年第一个产品碧云别墅供应市场，到2004年离开金桥，我前后参与了8年的开发时间。这8年可以看作是碧云社区第一阶段的开发。

8年中，开发碧云社区有很多故事。最主要的是实现了从金桥工业区配套生活区的定位，转变成为以城市化改造为主轴，建设国际化社区的市场定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在当时全国所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具有先行者的意义。

作为工业区配套区的碧云社区要实现国际社区的定位，是在两年后才逐步形成的。当时没有那么宏大的设想，也没有城市化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只是探索调整并提升金桥生活配套区的品质定位。希望通过产品定位调整，使生活区的房地产项目品质更高，让项目产品卖得更好一些，赚更多的钱。

公司在开发碧云社区时当初有两个定位：一是长期持有、只租不售；二是国际化。记得碧云别墅一期开盘时，第一位顾客是个美国人，说要买下来。我们听说后开心得不得了，还请他吃饭。他60多万美元买了一栋，300平方不到，当时差不多相当于580多万人民币。过了两个星期我们就后悔了，因为后面的顾客支付的房屋租金价格都非常高。想收回来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就和买主合同约定，将来其房子如出售我们公司有优先购买权。5年后，公司花了80多万美元又把房子买了回来，保持了碧云别墅全部用于出租经营的定位和机制。 

 攻坚克难深耕八年结硕果

碧云别墅供应市场后好评如潮，既有对产品风格、品质的赞美，也有对其商业模式、运行方式的赞赏。2000年，碧云社区还被评为“新中国50年上海经典建筑”。这个项目的开发成功给大家很大的鼓舞，业界很多朋友也一改过去的观望态度，纷纷希望能同公司合作，共同参与开发。

在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继续复制下去，要不了几年，这个区域就会成为一个碧云别墅集聚区，区域开发的目标算不算胜利完成？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不是就是这样？金桥加工区将来后工业化的增长动力在哪里？持续增长的机制在哪里？

事实上，这是一个增长极限和与时俱进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碧云社区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成功，而应该是逐步实现城市化，创造一个城市化的社区才是工业化发展的后劲所在。

城市化最大的问题是功能的配置。最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个是城市的产业发展功能，支撑整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第二个是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支撑城市的生存运作。第三个是城市的居住功能，支撑人口的有效集聚。现在居住功能开始变好变强了，但产业发展的功能和公共服务业的功能还比较薄弱，仅仅是小区开发中规定的商业配套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就着手进一步规划配置这两大功能。

产业发展功能主要是配置金桥开发区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高科技产业，包括研发中心、创新技术等。这一部分我们专门划出地块，创造差异性比较强的环境，规划开发了一个高层建筑和低层建筑相结合的OFFICE PARK，为当时的金桥开发区吸引入驻了很多外资研发中心和内资创新投资项目。

公共服务业功能是当时规划的重点。按照过去生活区的规划要求，只需要按照千人指标配建若干公办中小学，而我们则把这个地区规划为一个城市公共服务业功能完善的集聚区，先后配置了平和双语国际学校、协和国际学校、德威国际学校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中高等名校，配置了华山医院东院、浦东妇产科医院等大型综合性医院，还招投标设计建造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社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及大型商业中心等。

这些高等级、高水平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极大提升了碧云社区的城市化程度。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的投资全部来自社会和民间，与政府投资的教育、医疗机构形成了鲜明有益的互补。这是一个不断在实践中提高认识的过程，是实践向我们提出的新挑战。我们在做具体房产项目的时候，每个子项目的细节及相互作用都要考虑周全，这样才能有效激发这个区域整体的城市化功能。

譬如，当初碧云社区的交通系统与整个规划工业区的道路系统一脉相承，表现为以车为本、以快速通过为基本功能要求，较少考虑社区居民起居出行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后来规划的城市化宜居氛围不相适应。

对一个城市化的区域而言，其间道路不仅要承担交通功能，也要承载城市化宜居氛围的营造，为社区居民交往休闲、衣食住行提供便利，是城市公共界面和个体私密界面的温柔联结。因此必须按照城市化三大功能的配置重新进行比较大的改造。

鉴于当时区域内的主要道路已经建成，再改造的难度非常大，而涉及公共城市道路的审批手续又极其繁复。公司上下研讨下来，决定以道路修缮的名义，循序渐进，积小胜为大胜，先后对区域内的明月路、碧云路、云山路等逐条进行了“修缮”改造，把道路的宽度、强度降低；把大地块隔成小地块；严格分离人行改成以人为本的道路系统步道与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增加绿化带、指示路牌；改造道路相交连接处及断面等。几年试验下来效果很好，经改造后以人为本的道路系统，明显提升了开发区区域人气和社区的城市化氛围。

陈祥麟：揭秘中美汽车项目落户上海

1995年8月，陈祥麟调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其时，上海贯彻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拉开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幕，上汽集团也乘浦东开发开放的东风迎来了新的发展。

1995年9月1日，时任市委书记黄菊在上汽集团成立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上汽已经取得的辉煌成绩，并要求上汽在本世纪的最后5年起点更高、气魄更大、质量更好、步子更快，建设成为体现国际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主要基地之一，成为上海名副其实的第一支柱产业。

上海通用汽车项目落地浦东金桥，是上汽集团落实市委市政府这一目标要求的重大举措。建设重大标志性项目成功与否，与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局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陈祥麟则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上海通用项目从筹备到建成的全过程。

决定：突破制约

上海通用汽车项目落地后，对推动上海工业和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那时，上海大众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成效已经凸显，零配件三分之一上汽自己造，三分之一上海配套厂提供，三分之一全国各地产业链提供，运营模式对全国轿车零部件制造的带动效应非常明显。

1991年2月6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到上海大众汽车视察。那时桑塔纳轿车经过6年艰苦奋斗，已经从起步时的年产三四万辆达到了年产六万辆，国产率由2.7%提高到60%。小平在参观时说：“我看到你们的车间很空，生产线布置得很宽余，说明你们还有潜力。我觉得你们可以生产一百万辆。”

集团领导领会小平说的一百万辆，不仅仅是一个流水线布局的问题，实际上他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汽车企业的规模效应问题，没有规模成本就降不下来，竞争力就上不去。小平来上海之后，集团上下最大的收获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把汽车工业搞上去，所以上海抓汽车的决心更大了。小平视察上汽的当月和1992年1月，上海连续召开了两次振兴上海汽车工业万人誓师大会，时任上海市领导朱镕基和黄菊先后到会作重要讲话，号召上海汽车工业加快发展，建成上海第一支柱产业。

1993年，上海大众汽车创造了第一个年产轿车10万辆的中国纪录，上汽建成中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和上海第一支柱产业，在国内形成轿车制造的领先优势，桑塔纳轿车成为“一枝独秀”。但当时外部和内部都遇到新的挑战和问题，对上汽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必须进行突破。

突破外部环境制约主要是一汽和二汽明显加快了轿车建设的速度，他们本来就是“国家队”，实力强大，上汽是“地方队”，只是轿车启动早了一些，形成了先发优势。国家队上来了，真正的竞争就到来了，上汽必须在加快上海大众汽车发展的同时，启动新的项目，才可能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突破内部环境制约主要是建设支柱产业。首先要有新的车型。因为光靠一个桑塔纳车型，实现规模跨越是不现实的。同时，桑塔纳属于A级车，上海汽车工业要发展，还需要B级车那样的中高级轿车。

但是，上新车型没有那么容易。上海大众汽车虽然中外双方各占50%股份，但是技术和产品在外方手里。而且德国大众在中国有两家合资企业，明确中高级车在一汽大众生产，对上海大众汽车上中高级轿车积极性不高，对上汽发展形成了一定制约。因此，市委市政府考虑，必须要在汽车合资领域创造竞争机制再找一家合作伙伴，而且要搞中高级轿车，并且要强化自主开发，不能受制于人。

选择：通用胜出 

1993年8月7日，1985辆雪佛兰子弹头豪华面包车和雪佛兰可喜佳轿车从美国运抵天津港。货轮一到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便打出“感谢你，中国”的横幅。这是中国政府采购团年初赴美向通用采购的4000辆汽车的第一批

要想搞第二家合资企业，首先要得到国家批准。当时，这方面国家管控非常严格。集团当时就想出去考察。1994年3月至4月，副市长蒋以任带领上汽车总裁陆吉安和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组团出访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7 国 10 多家跨国汽车公司，就整车合作等事项进行洽谈。

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通用和福特。早在引进大众项目的时候，上海方面就和通用打过交道，当时我们想技术引进，而通用给出的建议是双方以合资形式进行合作更好，后来才有了上海大众汽车。在底特律考察的时候，通用和福特都非常积极，很有诚意，并都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

经过深入洽谈，1994年 6 月，两家公司分别就各自产品、规模、投资、股份比、技术开发、CKD 价格、国产化和外汇平衡等问题提出合作意向。这些意向基本符合中方提出的合资项目建设指导原则，包括新建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双方股权各占50％；生产纲领第一期年产10到15万辆中高级轿车；工厂建在浦东，建厂时间在1996年；1998年建成投产，起步国产化率为50％；实行外汇总体平衡；同时建立一个合资的技术开发中心，首期目标是车身开发等。

上海组织各方力量从各个角度对通用和福特的方案进行比较。分析下来，还是比较倾向于通用。比起福特，通用有几大优点：一是引进价格的优势。一开始谈的时候，通用和福特开价都是一亿多美元，后来都谈到了5000万美元。不过通用的这个报价包括两款车型，福特只有一款车型，这无疑是个优势。二是车型优势。福特当时拿出来的车型是金牛座，造型比较时尚，但是我们考虑引进的中高级车型主要还是作为公务车使用，这样金牛座就不是很合适。而通用的别克轿车造型比较稳重得体，适合公务使用。三是通用有完整的零部件体系，整车配套能力强，这对于我们后面要进行的国产化是个优势。综上几点考虑，市政府决定和通用进行合作。

随后，黄菊亲自带队进京汇报，对于最重要的资金问题，黄菊表示上海上第二家汽车合资企业，所需资金完全由上海自己解决，不要中央一分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明确，如果这样国务院可以同意。

合作对象确定之后，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就向通用公司的代表表达了确定合作的意向。在确定了与通用合作之后，就要对福特方面“送客”了，上海方面专门派人到美国向福特说明了情况，不再继续谈了。

1995年7月，邹家华和吴邦国两位副总理主持召开上汽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建设轿车项目汇报会，肯定上海轿车工业发展取得很大成绩，规模成本和管理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有条件进一步发展新车型，符合国家汽车产业政策。同意上汽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建设生产中高级轿车项目，以填补国内空白。要求抓紧前期工作，继续进行比较，尽早组织审批立项。

1994年7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会见美国通用总裁约翰•史密斯(新华社)

决定选择通用送走福特后，项目还要送中央正式批准，拿到批文才行。这期间我们有个顾虑，如果通用没有竞争对手了“翘尾巴”怎么办？得稳住通用。时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吕福源就建议我们先和对方签一个备忘录性质的基础性协议，把谈判的结果白纸黑字落实下来。因为政府还没有批，所以这个协议对政府没有约束力，但是对合作双方有约束力。只要双方正式合作，就按这个基础协议的内容来办。与通用方面沟通后，他们也同意签这样一个协议，于是定下来于1995年10月在美国底特律签协议。

临出发的前两天，问题来了。黄菊叫我和蒋以任两个人到他办公室。我们了解到中央对上海与通用合资有不同的声音。黄菊建议此次去美国仅作为企业行为，让我自己去美国签协议。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因为如果政府代表不出面，可能会引起美方不信任。何况吕福源副部长和很多政府相关人员已经在美国那边等了，临时有变，怕会有所影响。所以我当时表示，此次作为企业行为我代表企业去签协议是没问题的，但是蒋以任代表上海市政府还是要出席的，要保持信誉。

黄菊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还是让蒋以任去，并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去和通用谈一下，价格再往下压低一些，福特和通用的报价都是5000万美元，对外没法体现通用的优势；二是不要宣传，因为项目政府还没批，所以一定要低调，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三是这个协议是约束两家企业的，如果政府批准了就按这个协议来办，如果政府没批准那就算了。

来到美国后，我们和通用方面沟通，提出价格上希望再让200万美元。通用研究后表示同意。这样，以4800万美元的价格敲定了合作协议。1995年10月30日，中美双方在底特律举行了基础协议签字仪式。虽然之前我们已经告知美方，要低调，不宣传。但是对方在此次竞争中击败了福特，肯定想大肆宣传一番。当时，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字仪式现场出现了美国记者，事后马上作了报道。而在国内，上海的媒体也迅速跟进，转载了国外媒体的报道，《解放日报》还做了一条头版。

我们在美国并不知道这些新闻报道情况，一回到国内，才感觉事情闹大了。没过几天，中央领导的问责就下来了。事实上，上层并不清楚基础协议与正式合同的区别，以为我们越过中央批文直接就和美国签了协议，一时搞得很被动。经过几次三番解释后，北京方面似乎对此没有异议了。

报批：曲折坚韧

1996年春节，国务院领导来上海，委婉地提出中央已经同意上海与日本NEC合作搞总投资10亿美元的微电子项目（即“909”项目），上海新的汽车项目就不要上了。集团得知后分析，这可能是之前基础协议风波以及当时国内对这个项目有不少反对声造成的。对此，黄菊等市领导表示要有“坚韧性”，慢慢来，继续做工作。

1996年6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国际汽车开发技术研讨及展示会的美国通用汽车展台前了解情况（新华社照片）

在市政府的支持下，集团上下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形势开始慢慢起了变化。在这期间，时任中办主任曾庆红和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两位领导对上海支持很大。黄菊向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做了汇报，江泽民十分理解和支持这个项目，至少三次在全国人代会等不同场合谈到汽车工业问题，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总需要搞一些好一点的轿车，好一点的轿车技术含量也高。还提出汽车工业合资也要搞竞争，可以从另外的系统引进技术，博采众长。

从1996年春节做工作一直做到当年夏天，市领导认为差不多了，可以尝试向国务院领导作一次汇报。正好李鹏总理要听取“909”工程进展汇报，上海就争取了由徐匡迪市长和蒋以任副市长到北京连同汽车合资项目一起汇报。李鹏听完汇报问：“有没有市场啊？”蒋以任说：“有市场，能销10万辆，我们作过市场调研。”国务院何春霖补充说，我们现在有的轿车质量不过硬，是应该自己造些好点的车，也不要老是四只呼啦圈（指奥迪）。李鹏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就这样，上海的汇报被通过了！

从1994年春天出去考察，到1996年10月国务院通过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两年时间里，在审批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上海一边耐心做上层工作，一边积极开展项目的筹备工作。总体上既要遵守规矩，也要追求效率，有时候会产生冲突，冒点风险。在这一点上，上海的领导是很有担当的，看准的事情，就要坚持不懈做下去。这就是市领导一直说的“坚韧性”。

1995年10月，市政府决定正在美国学习的集团副总裁胡茂元兼任上海通用总经理，并提早结束学习回国主持上海通用项目。项目组夜以继日紧张工作，一个月就完成并上报了可行性报告。有关部委研究后一致认为，该合资项目是国内汽车合资项目中合作条件最有利的一个。

1997年1月1日，李鹏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并通过国家计委关于上海轿车合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而后，蒋以任、曾培炎和集团领导再到美国，和通用草签了合营合同，并约定3月25日在美国副总统戈尔访华期间，请李鹏总理和戈尔副总统出席正式签约仪式。不料，上海上报到中央的计划得到的回复是，这次还是草签，要等当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的时候再正式签约。原因就是上面还是有不少反对质疑的声音，领导压力很大。

上海通用项目经过两年的曲折经历，眼看即将水到渠成，结果依然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市领导紧急讨论研究后认为，如果继续和美国人草签，反反复复失去信用容易功亏一篑，所以提出还是要坚持“坚韧性”，委派蒋以任带领胡茂元等同志火速进京，争取多方支持。3月22日，他们一天之内跑了6个部委，先后与9位部长进行沟通，并将项目文本送进了国务院。

与此同时，集团也联系美国通用公司，吁请他们尽最大努力做美国政府的工作，争取邀请戈尔参加通用合作项目的签字仪式。美国通用积极努力，争取到了戈尔的回应，同意出席签字仪式。消息反馈到外交部，外交部回应：既然美国副总统要参加通用项目签字仪式，那么原定的草签就改成正签。

 

1997年3月25日，上汽集团与美国通用公司合资项目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与美国副总统戈尔出席。至此，当时最大的中美合资企业、总投资额超过15亿美元、双方股份各占50%的上海通用项目终于尘埃落定。

建设：上海速度

建设上海通用项目，就要考虑在哪里建厂的问题。当时有好几个区来找我们，给出了很好的政策。但是市领导希望集团这个项目带动能正在进行中的浦东开发开放，认为浦东需要有大项目支撑，不能单纯算经济账。集团讨论后也同意落地浦东，但是浦东的开发成本是很高的。美方曾开玩笑说，你们的地价比巴黎还贵。集团向市里反映。最后，时任市长徐匡迪定下来给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美方也表示认可。但是浦东当时有几个开发区，项目具体放在哪里？又成了需要考量的事情。外高桥是保税区，进口设备可以免税，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多人建议项目放在外高桥。但是外高桥保税区地方太小，项目如果在外高桥，集团几个厂有的只能放在保税区外面。这样的话，每天不同厂区之间车辆货物进进出出，等于在“进出口”，很不方便。最后，确定放在金桥开发区。金桥给了我们两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金桥的自然资源条件并不好，全部都是荒地、沼泽，没有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用了23个月的时间就建设好了上海通用。

1996年12月，黄菊到上汽现场办公，要求上海通用项目做到“1998年年底出车，1999年4月批量投产，同时国产化率达到40%。”两年时间要在一片荒芜的沼泽地上从无到有建设一个世界级的现代化汽车工厂，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达到既定要求，上海通用中美双方负责人胡茂元、墨菲和陈虹带领一千多名中外员工，在浦东金桥克服重重困难，打破常规、大胆创新，夜以继日地扑在建设工地上。在工作步骤上，采用并联操作，各工作步骤同时开展，并行运行；在施工步骤上，采用立体操作，上下项目同时推进。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抢时间、赶进度。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冲压、拼焊、油漆、总装等几个车间同时平行操作，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效率。上海市重大工程办公室也抽调人力物力现场办公，及时协调解决建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推进了项目落实。  

1998年12月17日，上海通用总装车间举行了第一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仪式，美国通用董事长约翰•史密斯亲自来上海参加。黄菊启动别克轿车生产线按钮，史密斯和我一起坐着第一辆别克车缓缓驶下总装线。这时距离1997年1月工厂建设打下第一根桩，仅仅过去了23个月。23个月建设一个新厂，上海通用创造了又一项“上海速度”，这在世界汽车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个奇迹。史密斯认为上海通用的建设速度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把美国通用的管理和技术带到了中国，而你们把中国速度带到了美国，我要让美国通用的人都过来学习。

作为1998年上海市一号工程的上海通用项目正式竣工，实现了市政府要求的“两个后墙不倒”的第一个目标，也为第二个目标——1999年4月正式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4月12日，上海通用如期正式投产。这时投产的车型不仅包括别克新世纪，还有别克GL、GLX两个变款车型。上海通用的产品采用当时国际市场上主流的技术，而且产品的性价比较高，所以订单不断。上海通用建成投产当年即盈利，又创造了一个新的速度。 

1999年底，上海通用又迅速推出了别克GL8商务车。GL8商务车是一开始和通用谈合作的时候就包含的车型，只是因为当时上面反对上海上商务车型，所以没有公开。GL8是当时全球排名第一的商务车型，上海通用的商务车产品一经推出，引起市场轰动。至此，上海通用和美国通用约定的投产车型都生产出来了，美方觉得我们还是很守信用的。

作用：产业升级

上海通用项目建设成功对于上海乃至国内汽车工业发展意义都是巨大的。通过中外合资的方式,我们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并且消化、吸收及国产化攻关，加速了国内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并带动了国内汽车工业体系整体制造技术和产品水平的大跨越，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升级。其中最重要的是迅速提高了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迅速提升了自主研发能力。

国产化是上海通用在立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目标。朱镕基在上海的时候就特别重视抓产品的国产化。之前抓上海大众的时候，就是要求一手抓整车，一手抓零部件国产化，都必须达到德国标准，不能“瓜菜代”。经过上海大众十几年的发展，带动了上海乃至全国零部件配套体系的发展。这使得上海通用的别克轿车在首辆投产时即达到了40%的国产化率，开创了国内汽车工业国产化的新高度。不仅要国产化，同时质量也要达到美国水平。为此，上海通用按照美国汽车行业严格的质量体系标准，结合原有国产化的成功经验，制定了严格的零部件认可程序，与相关的70多家零部件供应企业紧密协作，认真攻克技术和工艺上的难关。经认证，上海通用的别克轿车甚至超过了北美同类车的质量。

不仅要生产，还要有研发能力，合资引进项目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这一点也是在上海通用成立之初就通盘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与通用洽谈合资的同时就包括了后来设立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作为上海通用的配套工程，与上海通用同时成立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投资4000万美元，是国内首个中外合资的汽车技术研发中心，也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汽车技术研发中心。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不仅为上海通用提供车身设计、开发及整车研发等支持，还是美国通用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研发中心，对于通用的全球布局至关重要。泛亚汽车技术中心的成立对于培育和建设上海汽车工业自身的开发人才队伍，加速发展上海民族汽车工业及轿车品牌的形成与发展，逐步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自主开发技术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泛亚中心建立起来之后，对于大众也是个刺激。德国大众也开始同意同集团联合开发，搞技术中心，推动了上海大众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

此外，上海通用还注重产学研一条龙发展，积极开展校企合作。通过成立专门的基金会，与上海交大、同济、复旦、上海工大、上海大学等高校联合研发、资源共享。大学实验室内的设备可以为集团测试使用，科研成果优先在上海通用试用，公司的专业招标请专家学者们来公关，学校的先进科技信息及时与我们交流，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上汽集团提前半年招生。几年下来，上海通用既拥有了一大批优秀员工，又增强了技术开发能力。我们还与美国通用合作开展全员岗位培训，经过专业培训的员工英文都比较好。美方代表到上海通用公干，感觉就像到了美国工厂，说我们的员工英语比美国工厂的工人还要好。

（源于上观新闻，作者：洪俊杰、王海燕，图片：沪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