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坐落在中国东部海岸的中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发迹的地方之一。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百年。百年荣光，是使命激荡我们永葆活力。
回望过去，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这份伟大事业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胸襟，远非那些汲汲于眼前的党派所能想象。
长征的血战、抗日的烽烟，开放的探索、改革的攻坚，民族复兴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党都要经受一次洗礼。革故鼎新引领时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让我们这个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
从只有50多名党员到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当年石库门点亮民族希望的灯火，已经成为指引13亿中国人民前进征程的伟大灯塔。
维经斯基来华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创
——党的诞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一
十月革命后，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和包围，面对国内反动势力严重的叛乱危局，为了新生的苏俄政权的安全，为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苏俄政权加强了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和支持。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奉派来华、联络中国先进分子、指导创立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曾四度来华，首次来华从1920年4月至1921年2月，时间不短，任务明确，工作成效显著：不仅推动建立了中共最早的组织，并与中共主要创建人陈独秀等建立起了深厚友谊。以至此后又有三次奉派来华，是当时来华次数最多的俄共（布）代表。尤其是在国共合作处于困境、大革命处于低潮的危急关头，维经斯基都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奉命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尽管所持意见瑕瑜互见，但他所获得的信任是其他国际代表甚至苏联顾问难以企及的。
维经斯基小组来华的使命
维经斯基（1893-1953），俄罗斯人，苏联共产党员，全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札尔欣（沃依琴斯基），又译维经斯基，绰号谢尔盖、谢廖金，又名查尔金，在中国工作时曾用名吴廷康（亦名伍廷康、胡定康等)，笔名魏琴、卫金等。
维经斯基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因家境贫寒，1913年到美国谋生。在美国，他于1915年加入社会党，从此涉足政治。十月革命后，他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生活条件于1918年回到祖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苏俄国内战争中主要从事地下工作。1919年5月在离中俄边境不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地名“海参崴”）被高尔察克叛军逮捕，被流放到库页岛服苦役，但他成功领导岛上政治犯暴动，最终获得自由。1920年1月回到海参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时年27岁。
维经斯基不仅会讲俄语，还会英语、德语，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对于旨在向外输出布尔什维克革命理想、推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新生的苏俄政权而言，维经斯基这样的人才是极为需要和十分难得的。1920年3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初步形成了对东方国家政策的总轮廓，提出要在东方国家组建共产主义小组，需要给予指导。
1920年3月，以支援东亚各国人民革命运动为宗旨，与中国、朝鲜、日本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联系的俄共（布）远东局成立，维经斯基所在的海参崴迅即成为苏俄政权与东亚各国联系的前哨。1920年4月初，为与中国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在取得共产国际同意后，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事处决定向中国派出一个以维经斯基为组长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小组，即维经斯基小组，公开身份是俄国通讯社记者。
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俄方背景有三个方面：
其一，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共同的国际组织，承担着指导和帮助各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使命。8月，俄共（布）中央下达在东亚展开共产主义工作的指示，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随即携此指示赴远东，准备同中、日、朝各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东亚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不久，“在东方国家逐步建立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明确任务。共产主义运动遂在东亚国家拉开帷幕。
其二，1919年7月25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了一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言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亦称“加拉罕宣言”。该宣言明文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协约国所缔结的密约，把原沙俄政府掠夺近代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权益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对中东铁路之一切要求。
“加拉罕宣言”是在苏俄政权立足未稳之时为巩固其国家安全而采取的策略性的、后来并未兑现的政治举措。但因其不仅是一项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利好消息，且发表于中国遭受巴黎和会外交骗局、对西方国家和西方思想倍感失望甚至深恶痛绝之时。所以，当1920年初宣言内容首次在《东方杂志》等国内报刊公开后，立即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热烈欢迎。“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不已，共同发表了赞许的文件。”
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欢欣鼓舞，是因为“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他们感到十分振奋，对苏俄新政权的好感随之产生并日益加深。
其三，1920年2月，红军在伊尔库茨克处死了白匪首领高尔察克，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干涉军随之纷纷撤出西伯利亚。苏俄新政权在国内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使俄中两国边界在关闭多年后得以重新打通，从而使维经斯基一行直接来华成为可能。
维经斯基首次来华，远东局赋予其任务是：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与中国、日本、朝鲜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通过出版刊物、小册子和印刷传单等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此外，“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远东共和国情况”“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等。显然，维经斯基的首次中国之行有双重任务：既有联络中国先进分子推动中国革命，也有他们自己机构的建设任务。
关于维经斯基首次赴华的使命，历来有不同版本。苏联历史学家K.B.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写道：“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之一威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遣俄共党员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行人赴中国。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科瓦廖夫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中说：派遣维经斯基到中国，“其目的是了解中国形势，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联系及向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供有关情报和建议。”
另一学者施瓦茨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兴起》同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均认为“列宁给了维经斯基使华三任务：（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公会；（3）物色一些中国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苏俄游历。”波多野乾一提供的这一资料未注明出处，所以无法证实。且说三项任务是列宁给维经斯基的，这纯属臆断。这三项任务，更像是从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工作中逐步归纳总结出来的。
基于这些任务，远东局为维经斯基使团配备的成员一共是5人。除维经斯基及妻子库兹涅佐娃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一个是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布里亚科夫。此外还有一名翻译，就是旅俄华侨、山东人杨明斋。
卓有成效的工作
据考证，维经斯基首次来华走的是陆路，具体路线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天津-北京。他在上海的工作情况，除了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撰写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外，我们还可从已解密的，他与东方民族处往来的九份报告及信件中一窥究竟。这些报告和信件分别收录在解密档案《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文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李玉贞译）中，这是目前最为权威的材料。从这些解密文件中，大体可以勾画出维经斯基在中国工作的一个轮廓。其在华活动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推动和指导组建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一行是经李大钊介绍，于1920年4月底或5月初途经北京来到上海的。维经斯基一到中国，利用俄国侨民和苏俄相关对外机构与当时中国思想先进且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取得联系，并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建立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目前中共党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
另有一个说法，维经斯基原本就是冲着陈独秀来华的。据张国焘回忆，杨明斋曾告诉他：根据对五四运动的了解，他们来华的目标就是避居上海的陈独秀。原计划是直接来上海找陈独秀，但因不认识陈独秀，这才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俄籍教师鲍立维（又译柏列威）结识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绍他们来上海找陈独秀。
据当时重要的知情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党员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中披露：“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即维经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鲍立维）介绍，见到了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
关于维经斯基在上海的活动，在上海参与会见的李达回忆道：“维经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据当年在北京大学接触过维经斯基的罗章龙回忆：“他确实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他曾谈到义和团、同盟会人物思想及活动等，又询问‘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他还广泛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和苏俄的各项政策以及法令，使参加会议的人士“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维经斯基的随员杨明斋通过党支部会议和组织学习会的形式，对上海发起组成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也作出了贡献。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并参与活动的沈雁冰回忆：
陈（独秀）定居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是在晚上8时后开始，直到11时以后。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参加渔阳里2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庭康（即吴廷康）、维经斯基。
讨论事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员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2时到5时乃至6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杨明斋山东人，刚从苏联（俄国）回来。他们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笔记。直到三四年后，杨明斋把他当时的草稿改定付印，书名现在记不起来了。
虽然维经斯基初见陈独秀之时并未立即谈到建党问题，而是要求同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建立广泛的联系，以探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但维经斯基很快发现：“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于是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议。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陈独秀于当年6月在自己的寓所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决定在中国成立共产主义的政党—社会共产党。
7月19日，维经斯基主持召开被他称为“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基础。所以说，维经斯基的到来，推动了陈独秀的建党行动，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步伐。这是主流。
其次，组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维经斯基的直接领导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1920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今年（指1920年，笔者注）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驻地设在上海，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在华工作得到陈独秀的帮助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区分中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维经斯基抵沪后，联系的不仅有陈独秀，还有其他政治力量，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维经斯基1920年6月在上海给自己的上级写信汇报工作时自豪地宣布：“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
其实，不了解中国复杂情况的维经斯基，对所有宣传过社会主义，从事过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社团，不论其信仰哪一种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都一视同仁，视之为“革命小组”，并试图借助陈独秀、李大钊的威望将这些社团统一起来，组建中国共产党。
但这个想法很幼稚，并不切合中国实际，因而受到陈独秀的抵制。直到发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都不成样子，所以找着我们”后，维经斯基才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终止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依赖陈独秀在上海开展建党工作并给予指导和帮助。
二是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该机构设在上海，内设出版部、新闻报道部、组织部，下设中国科、日本科和朝鲜科，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交给维经斯基此行的重要任务。
在陈独秀的协助下，中国科的任务明确有“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等四项，客观上有利于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三是建立起与中国各地革命者的联系。在上海，陈独秀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不仅帮助维经斯基搭建起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的平台，还通过自己的关系，使维经斯基与其他一些地方的知识分子取得了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1920年6月，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信中满意地宣称：“当地有一位教授陈独秀，声望甚高，影响很大，他正在给各城市的革命者发信，以确定代表会议讨论的议题，以及会议地点和时间。”在其同一时期的其他信件中也都有类似表述。
陈独秀的积极协助，让维经斯基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以至于他在上司面前对陈独秀赞不绝口，推崇有加，并在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时毅然与陈独秀同往。更重要的是，在后来的中国工作中，当陈独秀与其他苏俄顾问或共产国际代表发生矛盾，经常写信向维经斯基求助时，维经斯基总是奉命来华，竭力帮陈独秀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解密档案资料还揭示，维经斯基首次来华，除了上述与各种政治团体、人物的交往及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组建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等使命以外，还曾在上海建立了苏俄在华最早的新闻机构“俄华通讯社”，并开展对中国旧军队的策反工作。
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广州接到要他回国的密令。1月21日回到上海，2月中旬离开北京回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解密资料显示，他回国的主要原因是奉派赴伊尔库茨克，任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书记（负责人），并筹备计划于1921年春召开的远东国家代表大会，参与制订俄共（布）中央、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乃至远东各国的方针政策。职业革命家的职业生涯往往如此。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1921年伊尔库茨克开会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成员从左至右依次为：布卡蒂、达林、斯列帕克、舒米亚茨卡娅、明斯克尔、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和库兹涅佐娃。
维经斯基首次来华历时八个月，顺利完成其奉命来华的全部使命。“他在中国工作期间，不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起联系，并且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建了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而且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友谊，被陈独秀、李汉俊等认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也是张国焘认为可以信赖的朋友，他甚至接受了维经斯基的劝说，逐渐转变了对国共党内合作方针的意见。
多重因素成就维经斯基
对维经斯基在中共建党方面所做的贡献，中共早期的一些领导人亦有评价。如早期中共小组的成员张国焘曾这样写道：“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维经斯基的首次访华，不仅帮助中共建立了早期组织，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赴华使命，也为苏联在华设立共产国际的战略支点立下了功劳。
然而，一个年仅27岁的俄国小伙子何以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重要的使命？
首先，维经斯基从十月革命的故乡直接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雪中送炭般的思想理论指导，这正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匮乏又极其渴求的。其思想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宣传了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的内外方针。从1920年5月至12月，维经斯基在上海与陈独秀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频繁接触，深度交谈，宣传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用苏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诠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来自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故乡的宣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展示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图景，理所当然受到欢迎，赢得了中国年轻的革命先行者的交口称赞。
罗章龙说：维经斯基“文质彬彬，学者风范”“谈话辩才横溢，感情奔放，他的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一席话使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大家憧憬共产主义远景，更是信心十足，一往无前。”
二是带来了大量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据罗章龙回忆，1920年4月维经斯基首次抵达北京时，就向北京的马克思主义者赠送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和苏俄最新书刊，“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刊物作为礼物。V（即维经斯基）行前与我重谈了一次话，主要是有关双方联系技术方面的事，把我们的名字通讯处记下来，以便日后经常通讯联系。我们后来源源不断地收到外国寄来的外文书刊。”这些外文书刊和资料，撒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提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加深了中国工农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
三是解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据张国焘回忆，维经斯基1921年1月返回海参崴途经北京时，曾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详尽介绍了共产国际的起源及成立的经过。还解答了“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的关系”及“苏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实际问题。
他的解答虽然与后来出现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出入，但却是正在组建中国共产党、开展中国革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迫切需要了解也应该了解的建党知识，是一次重要的直接指导，因而维经斯基的介绍得到了“普遍赞许”。
其次，维经斯基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必要的活动经费。
维经斯基首次来华，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展活动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大多携带珠宝来中国珠宝市场兑换成美元或银元），为中国各项革命工作（包括出版杂志、建立工会、办学校）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
维经斯基首次来华，是受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派遣，因而其活动经费便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一次带去的确切数目为2000美元。”
维经斯基带来的工作经费，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初创中国共产党，是实实在在的雪中送炭。当维经斯基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时，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很大的打击。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指1921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我（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
连《新青年》杂志也因维经斯基走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刊。《共产党》月刊也是因经济来源中断而停刊数月。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给中共初创工作所提供的重要帮助、做出的实际贡献。
再次，维经斯基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良好的个人素质。
其时奔波于上海和北京之间、在1920年至1927年间与维经斯基有过密切接触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分析：“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基于此，张国焘认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煽动能力的党人。”李维汉回忆并认为：“我有机会同伍廷康（即维经斯基）接触过几次，觉得他还是有问题可以商量的同志。”
俄罗斯著名学者格鲁宁也曾对维经斯基的个人品质和素养做过精到的分析：“他有出色的外交能力，能以诚相见，待人友好，善于了解到他人的性格、思想和习惯，这就大大帮助了维经斯基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共产国际使者的深刻的共产主义原则精神和他朝气蓬勃的热情，强烈地吸引了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一代中国革命者。中国最高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维经斯基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俄国革命中诞生的新型政治活动家’的形象。”
维经斯基待人谦虚、坦诚、热情；尊敬和团结中国同志，并与他们建立革命友谊；这种指导而不指示，推动而不包办，工作经验丰富，工作方式合理的品质和修养，不仅正合陈独秀的性格和脾气，也符合刚刚遭受巴黎和会骗局的陈独秀等人的心理需求。与随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刚愎自用、颐指气使、包办代替、打小报告等工作作风相比，维经斯基自然而然地受到陈独秀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欣赏和欢迎，以至于维经斯基奉命回国后，陈独秀仍然对他念念不忘，甚至撇开马林给维经斯基写信，表达反对马林提议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后来，陈独秀还曾直接请求共产国际改派维经斯基代替马林担任驻华代表。
中国共产党不是外来党
事实上，熟悉中共创建史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先进分子开始酝酿组建共产党甚至开始行动，很多都与维经斯基无关。他的到来，只是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步伐。
其一，维经斯基来华前，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酝酿组建共产党。史料显示，早在维经斯基来华前的1920年初，中国先进分子就开始酝酿组建共产党了。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组织一个大政党”。3月，李大钊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初步尝试。
此外，现有资料还表明，在北京，早在1919年9月李大钊就会见了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次年初又经鲍立维介绍会见了来华的俄共（布）使者霍霍洛夫金，双方商谈了建党问题。会谈后李大钊立即将此事写信告知在上海的陈独秀，并征得了陈的同意。
霍霍洛夫金返回伊尔库茨克后，根据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中国处处长阿勃拉姆松的建议，不久出任中国处书记。东方民族部曾多次打算再派懂中文的霍霍洛夫金作为特使来华指导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另有解密档案证实，在上海，留日学生李汉俊在1920年2月与中、韩、俄等国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就讨论过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团体的话题。参与组建中共上海党组织并成为其一员的俞秀松清楚地记得：“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
其二，维经斯基来华前，中国先进分子中已经有人开启了组建共产党的实践。在这方面现在看到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材料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的未署名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了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五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应该就是具有共产党组织雏形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照此推理，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被看作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雏形。北京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事实上，“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1920年2月陈独秀抵达上海后，立即投身于工人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5月1日，《新青年》开设《劳动节纪念号》，组织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些都是组建共产党的实践。所以说：“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个结论是合乎实际的。
其三，不知维经斯基来华或来华意图而独立思考主张建党的不乏其人。蔡和森是中国最早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他于1920年8月13日从法国蒙达尼致信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党主张：“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9月16日他再次致信毛泽东，不仅重申了前信所述要“注重于组织共产党”，并且对革命目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和革命方法—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问题，都作了大胆的展望和细致的描绘，组建共产党的意志十分坚决。
此外，恽代英在武汉利群书社的基础上搞成一个政治组织“波社”，即布尔什维克，就是共产党的意思。在偏远的四川，吴玉章、杨闇公等也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他们后来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有的是个人加入，有的是整个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尽管维经斯基来到上海推动和指导陈独秀建党，但在其他地方，已经有一批并不知情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了建党实践。建立中国共产党不是只依靠外来因素，而是一批早期中国先进分子自发、共同的要求。 综上可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蕴含“自发”和“外部”两个条件，二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一方面，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因素，中共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另一方面，中共的诞生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趋势。俄共（布）、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起到了加速和催化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总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经《档案春秋》杂志社授权转载 徐光寿文图）
延伸阅读：维经斯基：默默无闻的共产国际特派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总部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共产国际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组织。它是由苏维埃政权的灵魂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创建的，目的是发动“世界革命”，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要在全世界点燃革命的烈火！”虽然托洛茨基后来被斯大林排挤出克里姆林宫，但俄共（布）仍延续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设计的共产国际工作路线，进行着“世界革命”的努力。
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的前身）、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使它有着无穷的力量。随着近年来俄罗斯加快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工作，那些尘封的历史被逐渐揭开，其中一位名叫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的共产国际特派员引起许多中国学者的注意。
用俄罗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姆列金的话说，维经斯基应是共产国际中最默默无闻的“伟大工作者”，正是这位坚贞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地下工作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时也让此后数十年间中国深受苏联的影响。最近，一份名为《契卡》的俄罗斯情报分析杂志透露了个中详情。
国内战争的地下英雄
维经斯基原名是沃伊京斯基（一说真实名字应为“扎尔欣”），1893年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罗的海名城列维尔（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由于当小职员的父母很早就加入左翼工人运动，再加上他们家族流淌着犹太血统，为当时充斥着反犹氛围的俄国社会所不容，因此在1907年全家移居美国。
贫困迫使维经斯基在小学毕业后就到印刷厂去做排字工，以后靠勤工俭学当上会计，并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受家庭的影响，1915年，维经斯基在美国加入社会主义政党。1917年当闻听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后，充满革命激情的维经斯基主动联系国内的同志，希望参加革命工作。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成功后，急不可待的维经斯基从美国旧金山起程回国，不久抵达俄国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因为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已被白卫军和美日干涉军控制，他就地加入俄共（布），参加当地革命斗争。由于美日干涉军用武力捣毁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维埃政权，维经斯基不得不随红军前往更遥远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918至1919年间，为了对抗占据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反革命政权，维经斯基受命参加红军情报机关，出色地完成地下情报和兵运工作，特别是成功策划了伊尔库茨克工兵大起义，切断了高尔察克白卫军的退路，为红军最终消灭“苏维埃最凶恶的敌人”（列宁语）立下汗马功劳。
战斗结束后，维经斯基又被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没想到因叛徒出卖，被当地的日本占领军逮捕，被流放到萨哈林岛服苦役，直到1920年初才逃回红军根据地。
著名国际共运活动家马克•卡扎宁这样回忆了维经斯基的为人：他身材不高，脸上棱角分明，有一双明亮的能洞察人心的眼睛，说起话来用词不多，也不太连贯……但是他却有着绝非常人能比及的大无畏精神，拥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办事干练，经常带着武器和文件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时刻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我们曾经听说过，有一次维经斯基乘火车前往目的地时，因奸细告密，外国警察闯进他所在的车厢，试图逮捕这名‘苏维埃间谍’。维经斯基从车窗看到警察后，立即将包厢的门锁好，在来不及烧毁密码本和文件的情况下，将它们全部吞了下去。尽管他被逮捕后在监狱中饱受折磨，但由于没有证据，最终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在卡扎宁看来，正是由于维经斯基有在敌人后方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而且通晓英语，这便决定了他今后与中国结缘的命运。
异类的“东方主义者”
1920年，苏俄为了在自己与日本占领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扶持成立远东共和国政府，并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成立了“远东书记处”。后者实际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主要负责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组建共产党组织，维经斯基担任书记处的负责人。
同年4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安排，维经斯基以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前往中国，名义上的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家华俄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可行性”，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提供翻译服务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维经斯基也由此“成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在北京，经北京大学的两位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中文名“伊文”）的协助，维经斯基首先认识了李大钊，后来又拿着李大钊写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了陈独秀。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他们均表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共产国际的创建，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发出了为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号召，引发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而在中国这一高潮的标志就是1919年汹涌澎湃的五四学生运动。其中最革命的分子从这一运动的左翼分化出来，打算联合起来建立共产党。
维经斯基则强调，在反帝斗争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决条件成熟了，这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应该和共产国际建立积极而直接的联系。维经斯基指出，过去因协约国干涉和白卫军叛乱所导致的天然障碍正随着苏俄红军的胜利东进而逐渐消失，用不了多久，“中国北方边境线对面将是红色的海洋，中国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就变为可能。”
陈独秀还向维经斯基透露：“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您的来访正求之不得。”陈独秀还向维经斯基提到自己准备出版《共产党宣言》，但遇到印刷费不足的困难。维经斯基当即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秘密经费中抽出一部分帮助付印。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情报机关曾注意到维经斯基的行踪。据1920年4月19日驻上海日本情报机关发给东京的《上海电第38号间谍（俄国军官）通报》中称：“有人从其头领‘塔拉索夫’（维经斯基的化名—作者注）处得到资金，资助当地过激分子开展活动。”从后来的中俄史料看，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帮助建立上海“革命局”并成为其中一员。
1921年4月，维经斯基再次来华，拟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当时准备工作没有完成，维经斯基又返回了莫斯科。
在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国际内部，维经斯基属于“东方主义者”。因为当时莫斯科对中国的兴趣只是表面上的，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方，克里姆林宫首先在西方寻求它所期望的一切，只是在不断遭受挫折的情况下，才对“东方人民”的关注有所增加。
卡扎宁承认，在苏俄遭受国际封锁的时期里，无论是协助成立中国共产党还是得到当时掌权的中国北洋政府的外交承认的重要性，都无法与英国、德国或法国工人阶级起义相提并论，这也使得维经斯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
1921年7至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呢，这让共产国际也十分为难。因为中国只有微不足道的少量无产阶级者，其实根本不具备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基础。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只有少数的手工业者和小作坊里的工人，他们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
只有数十人的共产党该何去何从？苏俄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维经斯基等“知华派”的建议下，共产国际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忙碌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等人提出实行“党内合作”模式，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因为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政治力量中最接近政权的党派。
维经斯基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这样说道：“如果不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他曾参与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1924年国民党“一大”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维经斯基表示，在俄国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也曾参加过旧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还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交过朋友，这些经验都值得效法。最终在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孙中山（前排中）同与会代表合影
事实上，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在苏联与共产国际内曾引起广泛争论。有人主张中国共产党要完全与国民党断绝关系，他们认为共产党就要独立自主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还有一种主张是要让中国共产党完全溶入到国民党之中，也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不复存在。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坚持下，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被确定，主要目的是在不与国民党决裂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力量。当时的国民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地主、知识分子和僧侣等，几乎吸收了所有怀揣强国梦想的进步人士，况且国民党内也有一批左翼力量，维经斯基希望将其拉入共产党中，借以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其实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想法。
功败垂成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这个革命联盟极大的支持，特别是1925年斯大林主掌苏联和国际共运航船后，他将自己在东方的战略筹码全部押在中国。因对中国革命知之甚少，所以斯大林相当依赖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处主任的维经斯基提供决策帮助。
1925年4月22日，维经斯基曾致信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最近，我在与斯大林长谈后得知，他原来以为共产党已被国民党融合，没有独立的组织，并遭到国民党虐待。在对中共的依附地位感到惋惜的同时，斯大林同志认为，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可避免。我告诉斯大林，中共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严密，在国民党内享有批评权，且国民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要依靠我们的同志。听到这些，斯大林很是吃惊，他为证明自己的看法，还提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兼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汇报过来的材料。的确，对于没有到过中国、不了解那里情况的人，鲍罗廷的报告相当有分量。”
那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在孙中山逝世后发生了激烈斗争，各派系打得不可开交。维经斯基建议斯大林，此刻共产国际应促使中共团结国民党左派，驱逐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建立一个“多阶级党”。1925年，维经斯基相继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刊物上公开表达了上述看法。
一开始，斯大林没有认可这一思想，并指出：“在印度和中国，建立那种‘鸡尾酒党’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包括中国各阶级的反帝反军阀运动蓬勃兴起，改变了斯大林的看法，他觉得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性变大，于是接受了“工农党”或“人民党”的概念。
1925年4月，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工作决议，斯大林在对该决议做批示时，强调“要像中国一样，印度应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团结党’。”
同年5月18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举行校庆，斯大林在师生面前发表讲话，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视。根据斯大林的讲话精神，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首次专门作出《中国问题决议》，突出强调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及广州革命政府的坚定支持。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上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山劳动大学，安排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许多代表学习深造该校共培养了1000多名中国学生。此外，国际列宁学校、共青团中央学校、“工人运动”专业培训班、伊尔库茨克大学分院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校等都为中国革命力量培养了许多人才。
苏联还特别注重对革命干部的军事素质培养，伏龙芝军事科学院、军事政治科学院、托尔马乔夫-列宁军事理论学校、高等炮兵学校和“射击”训练班等专门为中国革命力量培训作战指挥官。在培训中国学生的过程中，维经斯基做出较大贡献，他用实际行动说服了斯大林不要将马克思理论强加给中国人，至少在当时来说中国人还很难迅速理解这一理论。
令苏联万分意外的是，1926年3月20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将中共党员从广东革命政府的骨干武装——第一军中清洗掉。紧接着，5月15日至22日，蒋介石一伙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对已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提出一系列限制规定，要求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各党部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公开排挤打压中共。
这段时间里，因缺乏政变信息，包括维经斯基在内的苏联高层一时无法辨析真相，维经斯基在4月24日致陈独秀的信中建议：“(中共)不要再与国民党混在一起。”
4月29日，联共(布)政治局讨论鲍罗廷发自广东的消息，声称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将研究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的去留问题。维经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较知名的共产党人单独退出国民党。他还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应该完全划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间的界限。
但斯大林不接受这个意见，因为这将破坏其整个“中国革命路线图”。照他看来，几周前共产党在广东革命政府中尚拥有显著地位，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放弃“已夺取的阵地”？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这无异于向国民党右派投降。
谁料想没过多久，斯大林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通过鲍罗廷向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发出退让的信号，希望中共忍辱负重，不惜代价维护国共统一战线，尽快发动打倒北洋军阀的战争。
斯大林的意图是中共应尽量争取时间，发动广东工农群众，以牵制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然而，中共的让步却使蒋介石得寸进尺，广州国民政府日趋右倾，而中共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等人不再对赤化国民党抱有希望，被迫放弃谨慎进攻的策略，开始转入临时退却。斯大林的决定促使中共向国民党右派彻底让步，理由居然是“后退几步才能跳得远”。
1926年6月，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的身份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他主要负责处理两件大事：中共内部受国民党右派打压的情况和即将开始的北伐。
按照斯大林的要求，维经斯基改弦更张，主张“从内部反对右派”，要求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以切实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大力加强国民党左派，联手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而对于北伐，维经斯基协调了中共与莫斯科的不同立场，陈独秀那篇著名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就是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意志的产物。
其后，维经斯基和远东局苏联代表团另两名成员拉菲斯、福京一起去当时中国革命的圣地—广州，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重点是围绕国民党右派一手挑起的“中山舰事件”，随后向莫斯科提交两份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以及共产党面对此后果所应采取的对策。
约1926年夏，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照
北伐战争发起后，在上海工作的维经斯基遇到极大的阻力，主要是掌握兵权的国民党右派与中共的矛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因此他主动提出离华回国，要求莫斯科派出“一名有影响的代表到中国来指导整个政策”。这一请求得到莫斯科的批准，1927年6月，维经斯基起程归国。
值得一提的是，从离开中国的那一刻起，维经斯基便不再看好国共合作的前景，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将起不到任何作用，也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回到莫斯科后，他建议共产党与国民党绝交，另起炉灶，自主奋斗。
1927年夏秋之际，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反革命政变，作为反击，中共举行了南昌、秋收和广州三大起义，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特别是在1927年12月暴发的广州起义中，驻当地的苏联领事馆向革命群众提供了物质支持，结果当国民党军队将起义淹没在血海时，还把多名苏联外交人员枪杀在广州街头，中苏两国为此宣布断交。
苏联汉学奠基人
虽然国共统一战线崩溃了，但中国共产党并未失去政治舞台。凭借在工人与农民间的影响和组织工作经验，中共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活动，并开始攻占国民党的政治阵地。同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一直没有中断。
那么，在此后这段时间里，维经斯基又在干什么呢？事实上，维经斯基给中国带来了红色力量和精神，同时他也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地联系起来，正是在中国工作期间，他在事业上达到顶峰。
更为重要的是，当1936至1939年间，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几乎在斯大林发起的“大肃反”运动中被整肃掉后，唯独维经斯基活了下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工作经历无人匹敌，他与中国共产党许多高级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其中包括毛泽东。显然，斯大林想利用维经斯基修复和发展与中共的关系，以弥补当初一味援助并迁就国民党的过错。
自从1927年回到苏联后，维经斯基先被派到伊尔库茨克负责农业生产工作，1930年又来到莫斯科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1935年成为教授。维经斯基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和地下战线英雄，他还是一名优秀的学者，被誉为苏联汉学的奠基人。同时，他还成功地说服斯大林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当时苏联《真理报》曾刊登一篇斯大林评论中国问题的文章，其中就包含着维经斯基的思想。
莫斯科卡卢日街（后更名为列宁大街）13号
维经斯基长期居住在莫斯科卡卢日街（后更名为列宁大街）13号，这是一幢不错的房子。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参加民兵组织，这一年他已经快50岁了。不过，他的战斗生涯没持续多久就被克里姆林宫召回了。
1953年，维经斯基在手术过程中去世，享年60岁。对于他的去世，斯大林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经《档案春秋》杂志社授权转载，李佳威、田聿文图 彩色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