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坐落在中国东部海岸的中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发迹的地方之一。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百年。百年荣光，是使命激荡我们永葆活力。

回望过去，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这份伟大事业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胸襟，远非那些汲汲于眼前的党派所能想象。

长征的血战、抗日的烽烟，开放的探索、改革的攻坚，民族复兴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党都要经受一次洗礼。革故鼎新引领时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让我们这个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

从只有50多名党员到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当年石库门点亮民族希望的灯火，已经成为指引14亿中国人民阔步前行的伟大灯塔。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多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

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1年离开中国，前往东南亚、中亚、印度及苏联前线采访。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逝世。他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以自己的行动，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埃德加•斯诺夫妇与中国革命（上）

——党的诞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四

1905年7月11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家庭。在那个马克•吐温与其充满冒险主义的故事风靡的时代,敢于冒险的英雄情结几乎是年轻人共同拥有的一个文化烙印。

自少年时代起，斯诺就向往到更广阔的天地里锤炼自己，去了解域外的众多民族。无论是汤姆•索亚，还是哈克贝里•费恩，马克•吐温小说里充满传奇色彩的主人公们让每一个像斯诺那样的男孩都做起了“马克•吐温梦”。

斯诺天性中的冒险基因还来自家族的遗传。斯诺的祖父霍勒斯•帕克斯•斯诺曾将家族的农场从肯塔基州不断向西扩展，并在堪萨斯州温菲尔德的主要街道上建了一家百货商店，生活的足迹从美国中东部向西部挺进。

斯诺将这段家族西进的历史同自己年轻时对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联系在了一起，堪萨斯州以外的世界对于年轻的斯诺而言，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和无以名状的自由。

1925年秋天，斯诺进入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成为“密苏里新闻帮”的一员。这个身份不仅彰显着“密苏里”新闻教育背景，还秉承着一脉“密苏里”精神与文化的传统。

冒险主义情结被认为是“密苏里新闻帮”性格特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密苏里精神”首先是一种对冒险的想象和渴望。这种情结来自马克•吐温和他的小说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密苏里新闻帮”成员都提到过《汤姆•索亚历险记》对自己的影响。

22岁那年，斯诺从股票交易中赚了800美元，决定用这笔钱去东方旅行一年。1928年7月6日，斯诺抵达上海。按照斯诺在回忆录《复始之旅》中的说法，他原计划只在中国停留6个星期就走，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待就是13年。

“亲华派”情定上海滩

斯诺怀揣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的介绍信来到中国上海，成为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助手。鲍威尔和夫人视斯诺为自己的孩子。鲍威尔和斯诺都是著名的亲华人士，也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

此后，斯诺又成为美国新闻界的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的游历记者，为12家大报供稿。记者的职业使他得以在中国及其邻国广泛游历，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

斯诺刚来上海任职，受报社老板鲍威尔的影响，对1928年10月刚刚改组，以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北伐成功后正式获得国际承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持正面和积极的观感。 

斯诺1929年在上海

但他的态度在来中国五六年之后，逐渐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转变的起点源于1928年至1929年间，斯诺沿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进行的一次旅行采访。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笔下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世界，被无情的现实击碎，斯诺看到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骇人景象。

斯诺是一个有比较强烈的救世主情怀的人，他希望在中国可以出现一个林肯式的人物。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失去信心的斯诺转而去寻找可能的新的希望，而毛泽东恰是斯诺眼中中国革命可能的“救世主”：“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实现这一任务。……当年太平军信仰的是耶稣基督的兄弟以及与耶稣地位相当的人所宣扬的信条，而他们的子孙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创立一种东方派新信仰的人。当我后来与这位新救世主——他的名字叫毛泽东——结识之后，我的命运便与这一事实联结在了一起。”

之后几年，斯诺在上海先后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兴趣，他被他们的伟大人格魅力所折服，庆幸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后来他曾对学生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1931年，一位从美国西雅图乘船抵达上海的年轻美国女孩进入了斯诺的视野，她就是海伦•福斯特。海伦•福斯特1907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塞达城一个富裕家庭。她是一个非常怀旧、家族意识非常浓厚的女孩，这种观念让她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海伦说：“我知道，我必须到国外去，在那儿待大约一年时间。否则，我就永远成不了大作家，但是，我没有随波逐流涌向巴黎。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总是认同我的祖先，他们是清教徒，1635年就来到了马萨诸塞州。” 海伦先祖的清教徒冒险精神激励着她前往东方的“白银帝国”—中国一探究竟。

海伦来华之前担任过犹他州参议员、LDS教会领袖司穆德参与领导的美国矿业公会的助理秘书。在司穆德的推荐下，海伦通过美国外交人员考试之后，担任美国驻沪领事馆的办事员。

左图：1931年抵达上海时的海伦•福斯特   右图：北外滩汇山码头

1931年8月，23岁的海伦乘坐美国“林肯总统”号客轮从西雅图抵达上海北外滩汇山码头。启程之前，海伦做足了功课。特意阅读了刚刚出版的著名作家赛珍珠的《大地》，还读过著名中国通J.B.鲍威尔的《临城劫车案报告》，叙述其1923年在山东临城被土匪头子孙美瑶绑架的故事。

海伦在美国领事馆工作不久，就从普通办事员升格为总领事柯宁汉的私人秘书兼社交秘书。年轻、漂亮且未婚的海伦来到上海之后，成为上海外籍男士心目中的“女皇”。然而对于怀揣作家梦的海伦来说，著名记者斯诺才是她崇拜的偶像。

海伦刚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向上海美国副领事要求，约斯诺在上海外滩的“沙利文”店见面，这家店是当时上海唯一出售冰激凌的地方。

在“沙利文”店堂里，海伦抬头看见一个“消瘦的、长的匀称的、穿白上衣的人进来了”，这人“脸色苍白，雀斑也现出来了”。当海伦知道来人就是斯诺后感到非常失望。此前，她想象中的斯诺应该是一个勇敢的、强壮的，健康的世界旅行家，而当下看到的却是一个面带病容的人。

不得不承认，斯诺是一个恋爱高手，他对于自己喜欢的女孩总是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傲慢。他说：“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了像你这样的那个姑娘长的什么样子了。”与其他急吼吼表达爱意的美国单身男子不同，斯诺谈吐自然亲切，举止文雅，这一点打动了海伦的芳心。

之后，“沙利文”成了两人经常约会的地方。“沙利文”是上海美国侨民寄托乡愁的地方，当他们品尝着绵柔冰甜的冰激凌时，美丽的乡愁就在心中融化了。在那里，经斯诺介绍，海伦还结识了宋庆龄。

1931年9月，斯诺应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请求采访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的引荐，宋庆龄在静安寺路的巧克力商店与斯诺会面，采访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据斯诺后来回忆，在这次采访中，宋庆龄向他深入介绍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性质，揭露了蒋介石在“反共”旗号下对“三民主义”的背弃，也解释了她之所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因为相信在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只有共产党是真正在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谋福利，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希望所在。

在斯诺眼里，宋庆龄不仅是言论上的巨人，更是行动上的巨人。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投身于革命，还在淞沪抗战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慰问将士、陪护伤员。为了营救遭到监禁和迫害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她多次赴南京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交涉，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在她的感召下，斯诺也参加了宋庆龄为营救共产国际在华情报人员牛兰夫妇发起的声援活动。

宋庆龄的言传身教，使年轻的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崭新的认识。按照斯诺自己的话说，“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及时认识了宋庆龄，我领悟到了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左图：1930年代的宋庆龄  右图：1936年，斯诺选编的英文版《活的中国》出版。他在扉页上写道：“献给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卓越而光辉的象征。” 

1932年1月28日早晨，日本开始轰炸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本轰炸上海期间，海伦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记载了她的战争见闻：“昨天，我到了战场。埃德加•斯诺带我到上海北站，那里发生了很大的伤亡。在人行道上躺着一个用白布盖着的中国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一名中国号兵。”

  

左图：日军在上海进攻闸北，中国守军奋起抵抗  右图：海伦（左一）采访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右一）

在战争期间，海伦穿着外国记者常用的防水短上衣，脚登皮靴，在枪林弹雨中四处拍照，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战争照片。怀揣作家梦的她还冒着战火，采访了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十九路军长军蔡廷锴将军。她的系列报道和照片在西方主流媒体发表后，整个西方世界无比震撼。国际主流媒体纷纷发表社论进行抨击，尤其是英美等国的媒体更是表示强烈谴责。

1932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海伦当上了“美国侨民委员会”秘书，她在上海的社交活动达到了巅峰。而此时，也是美国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代。

海伦经斯诺介绍认识宋庆龄后，为了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专程到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和孙逸仙住的房子里采访她。

海伦回忆说：“孙夫人亲自来门口接我，一手抓住项圈，抱着那只硕大的德国种牧羊狗。她同我握着手，那乌黑溜圆、极其动人的眼睛直视着我，好像她原是出来接一位朋友，结果却接着了一个敌人似的。”

从左至右：1930年代的海伦   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故居客厅  宋庆龄

“我感到窘迫。但她马上展露笑容，脸上现出少女般的笑窝，这样的笑窝，她是不在公开场合的照片里出现的。她的微笑是她极其吸引人的习惯动作，是谦逊而奇异的微笑，同时又是那么机警，使人觉得她脸上有点要捉弄人的神态。她的脸庞圆圆的，动人而富有表情，是黑眼睛的苏珊娜的脸。”

“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的小壁炉架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孙博士遗像，雄视整个房间。房间里有几张大的雕花黑木扶手椅，完全是中国式样。我注意到椅子上放着厚厚的绣花沙发椅垫，坐上去非常舒服。孙夫人对我的穿着显得很感兴趣的样子，并说，这是很漂亮的美国时装。”

海伦认为，孙夫人的打扮毫无模仿或生搬硬套之嫌，是源于她自身非凡的鉴别力。孙夫人天生情趣高洁。她自然而很有教养，有着女性的温柔优雅的天赋。她的举止同上海暴发户的粗俗形成的鲜明对照是惊人的，虽然宋家有着同暴发户一样复杂的经济背景。孙夫人像她的母亲，生就一副儒家妇女懿范，再加上她所受到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教育，使她成了美国南方的尊贵小夫人，温文尔雅而又活泼甜美。

而此时的斯诺为了更多地接近海伦，向干爹鲍威尔要求，聘用海伦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驻外记者，而且直接归他领导。当海伦告诉他，要计划写一本书，在“25岁之前不结婚”时，斯诺没有反驳，而是顺着说：“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一本书。”

但是，1932年9月21日，海伦25岁生日那天，斯诺开始了正式的求婚行动。这天，斯诺早早捧着一束洁白的栀子花来了。两人照常到“沙利文”喝茶，纪念一年前的首次相逢。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斯诺羞涩地说：“你已经过了第25个人生的里程碑，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同时将一枚银戒指送给海伦。

海伦却说：“先放在我钱包里吧，写书是优先的。”斯诺说：“从一年以前，我们坐在这张桌子的头一分钟起，我就知道我们会成为夫妻。按照中国的八卦命理，我们是真正的阴阳相合。” 

谈到婚事，海伦则提议等到她来年的生日时，再去算个命决定吧。但斯诺哪里等得及，马上拉起海伦的手，两人乘车去了香火旺盛的静安寺。

庙门口有一个老和尚，满脸皱纹，还有一粒长着毛的痣。斯诺提议请老和尚算命。老和尚匆忙拿起竹筒，请他们抽签。

随行的司机用洋泾浜英语翻译说：“两人命理很合，老好呃，有福气，应该立即结婚”。其实，司机早已被斯诺给买通了，他说的话哪里是老和尚的话呢，都是斯诺事先编好的台词。

斯诺说：“天意，现在你不能再拒绝了吧。”一旁的司机也咧开大嘴，会意地笑了起来。就这样，海伦被斯诺征服了。

1932年12月，斯诺与海伦•福斯特订婚，他们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赠送了一只电咖啡壶作为贺礼。在他们去东京结婚之前，还特意在宋宅设广东菜晚宴表示祝贺。海伦亦从此成为宋庆龄终身的友人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1932年的圣诞节正午，斯诺与海伦在日本东京的美国领事馆登记结婚，证婚人是美国领事约翰•阿里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

左图：1932年斯诺题赠未婚妻的签名照 中图：香火旺盛的静安寺  右图：海伦与斯诺的结婚纪念照

在当时来华的外国人中，作为著名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牌记者，斯诺是出了名的，而他的亲华立场也是出了名的。准确地说，斯诺的亲华立场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情上。而海伦与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结婚，这在当时是需要有点勇气的。事实上，斯诺在那时的来华外侨中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对于这些“偏见”，海伦不以为然，她说：“我不愿被任何像‘亲中国的’这样听起来可怕的东西传染，……我一直是有独立的学术思想，有我自己的学术见解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同情中国革命的斯诺结婚，海伦也渐渐走上了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

亲历“一二•九“运动

从1933年至1935年，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开设“特写的写作”课程。此时，萧乾（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刚从辅仁大学西语系转到燕大新闻系，成为斯诺班上的学生。

左图：1933年，斯诺夫妇在北平住所前合影 右图：当年盔甲厂胡同13号，现已改建为中安宾馆

1933年春末夏初，斯诺夫妇搬离上海来到北平，安家在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

来北平之前，斯诺接受鲁迅的建议，开始选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此时的斯诺，通过与鲁迅和宋庆龄等人士的接触，对中国新文艺运动有了初步的认识。想通过小说把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介绍给西方读者，向西方世界揭示中国的现实。

到燕大后，他又邀请在新闻系读书的萧乾和英文系学生杨缤（刚）一起参与编译工作。他在编者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既不是钻象牙之塔，也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同人民为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密不可分。1936年，英文版《活的中国》一书出版。

那时，萧乾在燕大新闻系的课余时间，还协助美国青年安澜编辑一份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动态及社会大众之趋向和背景的英文周刊——《中国简报》。

斯诺看到了该刊中萧乾所写的有关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介绍。在姚莘农（姚克）的协助下，他把鲁迅自选的7篇小说译成了英文，作为英文版《活的中国》的第一部分，又邀萧乾等人将茅盾、丁玲、柔石、巴金、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张天翼和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译称英文后作为第二部分收入书中，其中还有斯诺点名要的萧乾本人的作品《皈依》。

著作发表后，斯诺曾将满满一信封的钞票塞给萧乾，说是他应得的稿酬。萧乾则说，译文都经过斯诺的修改润色，其所学到的远远超出所付出的，坚决不肯收。1935年7月萧乾毕业时，斯诺夫妇赠送了他一皮箱子英文书籍，可惜焚毁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中。

1934年初，斯诺为教书方便，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中西合壁式的住宅，位于现在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该住宅坐西朝东，宽敞的院子里栽着果树和竹子，有一座小型游泳池，还有一扇黑色铁栅栏门。因为坐落在海淀台地之上，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

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保持了原来的景色，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即未名湖）。”

斯诺热爱中国并努力学习中文，还请了一位满族老先生指导。他认为“海淀的居民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操优美的北京话。因此，这里是外国人学讲中国话最理想的地方。”

1935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并仍在燕大兼课，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不久以后，斯诺夫妇又搬回了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

斯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积极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家理所当然地成了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都是他家的常客。

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上街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又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游行前夕，学生领袖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示威游行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2月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他们连夜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翻译成英文，分送给驻北平的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12月9日当天和其他外国记者跟随游行队伍一路前行，并详细记录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一篇篇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那时的萧乾正在天津《大公报》社工作，从当晚的新闻电讯稿中获悉示威游行的壮举以及学生被殴打受伤一事，即于次日赶到北平，陪同斯诺夫妇一连走访数家医院，慰问被打伤的同学。

大游行后，斯诺还提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在会上向西方展示“一二•九”示威游行的全过程。由于以斯诺夫妇为首的众多中外记者的共同努力，“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很快传播到了全世界。

《西行漫记》成书始末》

早在1929年，斯诺就开始关注井冈山的红色斗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著作的想法，在他心里逐渐扎下了根。1932年，斯诺甚至搞到了去中央苏区的通行证，可是由于帮他联络的地下党人对他访问苏区的动机产生怀疑，切断了与他的联系，江西之行化为泡影。 

左起：鲁迅、胡愈之、黎沛华（宋秘书）、宋庆龄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直接影响了斯诺当时供职的新闻联社（Consolidated Press）的财政收入。因而从1933年开始，新闻联社就逐渐减少了斯诺的薪水，到1933年底，便直接辞退了他。与此同时，斯诺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等美国报社的求职也未获成功。为了维持生活，斯诺必须找到新的工作来获取收入。

这时，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为斯诺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他给斯诺写信：“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

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出版公司（Smith ＆ Haas）就预付给斯诺750美元，约他在1934年年底写出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者其他主题的书。斯诺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约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初稿。

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斯诺访问苏区的打算未能实现。

当时，红军究竟长什么样子，斯诺夫妇也不知道。他们甚至不敢肯定，红军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连年的国共内战，使“红色中国”成了一片“未知之地”。

通过与宋庆龄等的交往，斯诺逐渐对在中国西北广袤的黄土地上活跃着的、为世人所称道的红军产生了浓厚兴趣，被那个富有吸引力的名字“毛泽东”折腾得寝食难安。

按照合同，他必须完成一本书。这本书除了其他属性外还应该是一本旅游书，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书，是他一直想写的那种书。此时斯诺的好奇心、冒险的“密苏里精神”在他的脑海里逐渐占了上风。他果断接受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史密斯和哈斯出版公司的稿约，急切争取赴陕北采访。

1935年底至1936年初，宋庆龄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通过电台建立了直接联系。面对日趋严峻的抗日形势，她充当起了南京政府与陕北苏区就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接触的牵线人。宋庆龄了解到，中共中央希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能为外界广泛了解，拟邀请一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

1936年春，斯诺特意赴上海拜访宋庆龄，开门见山地说出欲赴陕北采访的想法，请求她给予帮助。宋庆龄听后，欣然表示同意。她向延安郑重推荐了斯诺与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针对斯诺关于陕北之行前途未卜的担忧，路易•艾黎在他的《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段》中这样写道:“宋庆龄打消了他的疑虑，使他知道了这次旅行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不久，中共华北局就为斯诺赴延安开具了介绍信。

 

右起 鲁迅,林语堂,蔡元培(前立者),宋庆龄,萧伯纳

1936年5月3日，在有30多人参加的一次文学社聚会上，鲁迅会见了由姚克陪同前来的斯诺。两人简单交谈后约定：将作一次重要的深入的探讨，并且大致确定了会晤的时间、地点等。

此后不久，也是5月里的一天，仍由姚克陪同，斯诺来到北四川路的大陆新村鲁迅的寓所，进行了一次为后人留下极其珍贵文学遗产的长谈。（斯诺此后即于6月启程前往陕北保安中央红军根据地。10月，鲁迅逝世。两人从此天人永隔） 

斯诺是在拜访了宋庆龄之后再去拜访鲁迅的。拜访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其夫人的一项重托：临行前，海伦交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庞大的问题清单，以便在丈夫抵达上海后向鲁迅当面请教。

提出这份令一般人难于回答的问题清单的主要原因是，海伦正在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的基础上，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此文当时尚未脱稿，也不可能脱稿，因为论文中有不少论点及疑点亟需听取当代文豪鲁迅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海伦提出这份问题清单的另一个愿望，是在她心底深处的一个更为宏伟的计划——在鲁迅的指导下，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鲁迅同斯诺的这次历史性晤谈，无疑是对自1917年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次检阅和反省，同时，也是鲁迅与西方学者之间纵横捭阖，全面论述中国左翼文学队伍的前所未有的一次访谈。

同年6月，也就是这次访谈进行后的第二个月，尼姆•威尔士（海伦来到中国后启用的笔名）在其历时数年调查考证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而成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强调指出：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他不但是一位创作家——多半是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也是一位活跃的知识界领袖，是最好的散文家及评论家之一。

应斯诺夫妇要求进行的这次会晤意义极为深远，原因在于它不仅详尽叙述了西方学者迫切想要了解的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国作家现状等的始末缘由，还在于所有问题的答案竟源自中国新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主帅鲁迅的亲口诠释！ 

6月3日，斯诺乘火车从北平出发，第二天在郑州车站与马海德会合，两人遂结伴同抵西安。在宋庆龄委托的“王牧师”（即董健吾）照应下，斯诺很快得以带着用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函、两架相机、24个胶卷和足够的笔记本，乘坐东北军的卡车进入了陕北。

当时，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部东北军，已经同陕北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为斯诺进入红区提供了方便。  

1936年，周恩来（左）、斯诺（右）在延安

7月初，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肤施（即延安，当时为东北军控制），然后就开始步行。斯诺于7月9日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一到安塞，他就受到一个蓄着浓密黑胡子、双目炯炯有神、态度温和的青年“军官”的接待。这位“军官”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斯诺大感意外。交谈中他才得知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来苏区访问的任何一个记者。阻碍记者来访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了解苏区的情况。”斯诺没有想到，刚来到这个“神秘”之地，就受到热情接待，兴奋得彻夜未眠。

斯诺在安塞住了两天，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三天，周恩来派人骑马护送他前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斯诺在保安受到更为隆重的接待，一大半中共中央委员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同群众一起，热情迎接第一位到访的外国人。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在保安，斯诺开始了他对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正式访问。

1936年，斯诺（右一）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正式接见斯诺前，7月13日晚有一个礼节性的看望。斯诺在窑洞里等待着，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毛泽东用力同斯诺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要斯诺在同其他领导人谈过话后，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之后，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到暮霭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举行欢迎斯诺和马海德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即席讲话，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7月15日，毛泽东正式会见了斯诺，主要谈中国抗日的世界性问题。此后，毛泽东与斯诺又有过几次谈话：7月16日，谈中国抗日的形势问题；18日、19日，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7月19日，张闻天接会斯诺，回答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阶段划分等问题。7月23日，毛泽东又同斯诺谈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公开表述中共的独立自主立场。7月底至9月中旬，斯诺前往甘肃、宁夏，采访红军前线部队。返回保安后，9月24日，毛泽东同他谈联合战线问题；10月间，毛泽东应斯诺再三要求，连续几个晚上同他谈个人历史和关于红军长征的经过。对他人系统地谈个人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为慎重起见，毛泽东要求斯诺将这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后，由黄华译成中文，交毛泽东仔细审阅修改。黄华照改英文稿后，再交还给斯诺。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吴亮平（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做翻译。上述这些会见和谈话，马海德通常在场，但他只听不发言。 

1936年，斯诺与毛泽东在保安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毛泽东觉得斯诺是一个真诚、可交、可信的人。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敞开心扉，对一个外国人谈了连贺子珍都未听说过的“个人历史”。

在谈完长征的经历之后，毛泽东乘兴将所作《七律•长征》诗抄赠给斯诺，斯诺大喜过望。这首诗词，是毛泽东1935年9月下旬长征抵达哈达铺时写成的。当时他确定了“陕北”这个长征的落脚点，“心情豁然开朗”，写下了这首诗。9月29日晚，在通渭县文庙召开的部队干部大会上，毛泽东自告奋勇亲自朗诵了它，此后便秘不示人。这次，毛泽东主动诗赠斯诺，可见两人的友谊之深。 

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

在吴亮平的帮助下，斯诺用英文意译了这首诗，写进他的采访日记中。1937年4月间，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了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印了五千册，主要内容是斯诺上一年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该书出版得到斯诺的大力帮助，书的首页刊有斯诺提供的《七律•长征》。后来，该书主编王福时陪同海伦•斯诺访问延安时，曾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毛泽东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铅字印成的自己的诗，笑着拿在手里把玩良久，表示感谢。

英国出版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第五篇《长征》，就是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作为结束语的。斯诺写道：“在此，我谨以毛泽东主席——这位既能领导征战，又能写诗的造反者所写的，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一首古体诗作为尾声。”（原诗略） 这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最早在国外的传播。

斯诺是第一个看到毛泽东这首诗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记》创下了同毛泽东诗词有关的三个“第一”：该书是第一个披露毛泽东《七律•长征》的公开出版物；该书所引录的《七律•长征》，是“毛诗”中第一首被公开的诗作；该书第一次向国内外传播了毛泽东的诗，使人们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位诗人。

每当人们打开《西行漫记》，都会看到毛泽东那张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诺访问保安时拍下的杰作。 

斯诺镜头下的毛泽东

当年，由于斯诺与毛泽东的交情深厚，他成为唯一能说服年轻（43岁）的毛泽东戴帽子的人。平时，毛泽东总是露着头，蓄着长发。在交往中，斯诺用文字记录下了毛泽东的许多谈话，也拍过不少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导人的照片，但他觉得都不甚理想。他想要拍摄一张帅气的、足以体现毛泽东风采的比较“官方的”相片。

斯诺觉得，毛泽东穿着随便，又露着头，看起来不够“正式”。可是毛泽东最讨厌受拘束，也不愿意受人摆弄。随心所欲，朴实无华是他的性格。这些，斯诺通过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还是想为毛泽东拍一张“正式”的照片，并对同伴马海德医生说了自己的想法，马表示赞同。

机会终于到来。一天，毛泽东来斯诺的窑洞串门。斯诺乘机要求为毛泽东拍照，毛泽东同意了。可是他依然露着头，斯诺又犹豫起来。此时，站在一旁的马海德机灵地摘下斯诺头上的红军八角帽，戴在毛泽东头上。未及毛泽东反对时，只听到“注意……”，咔嚓一声，这张历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诞生了。

如今我们从照片上还能够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戴的帽子有点小，头发也没有完全套进去。毛泽东有一顶量身定做的帽子，但平时不戴。当时警卫员说要回去为他取帽子，被他阻止了，说那样太麻烦。斯诺说，窑洞里光线太暗，请主席移到外面拍照。毛泽东服从了，并按照斯诺的“指挥”，站到指定位置。斯诺取景时，觉得站位距背景的窑洞太近，要求他向前移动几步，毛泽东也服从了。这一天他空前地配合。

毛泽东这张侧面戴八角帽的相片，是当时拍下的最好的照片之一，这是斯诺事先未曾想到的，因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摄影师。这张肖像摄影艺术杰作，于1936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很快流传于海内外。

1937年5月，海伦•斯诺访问延安时，把这张照片拿给毛泽东看。他端详着照片，面带笑容地说：“没想到，我看起来还挺精神咧！”海伦说：“你的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说，这是他的得意之作。照片在报刊上一发表，就吓坏了蒋介石，轰动了全世界。”毛泽东接着说：“哦，没想到我的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斯诺先生让世人看到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并不是红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土匪’，我们非常感谢他！”

1936年10月，斯诺返回北平后，很快把自己与毛泽东谈话的全文和对陕北的采访综述稿寄给了《密勒氏评论报》。《密勒氏评论报》接到文稿，在1936年11月14日、21日分两期予以全文发表，题目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并登载了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与此同时，斯诺还把关于陕北的采访考察报道相继发表于其他一些英文报刊。在此基础上，他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

    1937年3月5日和22日，斯诺还假燕大新闻学会和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了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了大量的照片，通过真实生动的影像和图片，让国统区的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1938年2月，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经上海“孤岛”时期一个特殊翻译机构——复社的翻译，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出版。考虑到要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为便于流传，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人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活动，译者把书名意译为《西行漫记》。斯诺1928年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复社的创始人胡愈之等在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斯诺还有过这个中文名字，遂将作者姓名译作“斯诺”二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斯诺拍摄的骑马照和延安红军部队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史料分别源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建网、《档案春秋》、《文史参考》、明德史馆公号（杨之）、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上海社科院王成至、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等，戴维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