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坐落在中国东部海岸的中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发迹的地方之一。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百年。百年荣光，是使命激荡我们永葆活力。

回望过去，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这份伟大事业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胸襟，远非那些汲汲于眼前的党派所能想象。

长征的血战、抗日的烽烟，开放的探索、改革的攻坚，民族复兴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党都要经受一次洗礼。革故鼎新引领时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让我们这个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

从只有50多名党员到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当年石库门点亮民族希望的灯火，已经成为指引14亿中国人民阔步前行的伟大灯塔。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创

——党的诞生地上海百年系列之二

1921年6月，有两个“洋人”踏上了中国的国土。他们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干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即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就是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苏联人尼克尔斯基。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约瑟夫•弗朗西斯•玛丽（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年5月13日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和铁路工会领导人。他的父亲是雪茄制造商兼监狱长。

马林于1900年进入荷兰铁路系统工作，同时加入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和铁路工会。1906年1月与玛格丽特•伊丽莎白•维瑟结婚，但两年后离婚。1907年，马林成为荷兰社民党首位市议员。1909年7月与当地教师恩格尔贝塔•约翰娜•布劳维尔再婚，两人育有两个儿子。

1911年，铁路工会的部分会员参加了国际海员罢工，而荷兰社民党多数成员却表示反对。马林厌倦了党派内部的争吵，决定前往荷属东印度传播革命思想。

马林于1913年抵达荷属东印度，随即积极参加当地反抗荷兰殖民当局的活动。他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怀有朴素的感情，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他目睹殖民地压迫残酷性，积极参加了印尼人民反对宗主国的斗争和印尼共产党的创立。

1914年，马林参与创建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之一），积极领导印尼的工人运动，这些举动不久招致荷兰殖民当局的反对，也与荷兰社民党的宗旨不合。马林遂于1916年退出荷兰社民党，转而加入了荷兰共产党。

十月革命之后，荷兰殖民当局担心马林激进的思想和在当地民众中的声望会引起革命。于是强迫其于1918年离开印尼。回到荷兰后，马林继续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并与荷共领导层发生分歧，逐渐被边缘化。

1920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他对列宁领导的俄国苏维埃制度十分拥护，列宁也对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他在印尼开展革命运动中积累了较丰富的活动经验，列宁和共产国际决定派遣其前往中国，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

马林作为国际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的签证时被捕，获释后被西方列强的警方列为监视目标。

1921年6月3日，马林乘船抵达上海。化名安德莱森（Andresen），公开身份是记者。他先是住进了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不久搬到公共租界麦根路（今淮安路32号），之后又迁到汇山路（今霍山路6号）居住。

马林抵沪后即到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不过密探们很快就掌握了他的行踪。

如日本警视厅1921年6月底就得到情报，“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随后通知了上海的英美法租界。至于情报的来源，估计是秘密检查了上海的李达寄往日本鹿儿岛通知周佛海的信件。周佛海在日本时曾向同学们宣传过共产主义思想，很快引来警视厅监视。李达通知他到上海参加共产党成立会议的信很可能受到了邮检。 

尼克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他几乎与马林同时到达上海。尼克尔斯基在与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通信时化名瓦西里或瓦西里里耶夫。

虽然他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外国人之一，但他远没有马林那样的名气，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了解他的组织关系，查不到他的身世，也说不清他的归宿。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为世人所知。

尼克尔斯基生于1898年，1921年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工作。随后不久，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来中国，赴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旅华朝鲜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召开的代表大会。此外，他还受托行使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职责。

马林来华后联系了尼克尔斯基，随后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会面，并建立了联系。通过多次约谈，两位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筹建共产党的具体情况。据此，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共“一大”会议的倡导者

1921年初夏的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与苦恼中，终日劳作的上海小市民们，口口相传交流着长篇故事片《阎瑞生》里的精彩情节。没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个年近40岁，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貌似学者模样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

这个化名为安德莱森的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其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lia）轮船经过近半个月的航行，绕道新加坡才来到上海。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他沿途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满身疲惫的他没有心思欣赏这个繁华的远东城市，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名中国人。

李达和李汉俊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通读过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人接待了这个陌生人。他们之前已接到北京李大钊的来信，李在信中热情赞扬了有着丰富革命经历，兼通英、德、法等国语言的安德莱森。

而这个荷兰人正是苏俄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正式代表马林。他带着共产国际的任务而来，他要帮助中国的知识分子成立共产党的正式组织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据马林所掌握的情报，他知道自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谭平山，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等已先后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他自信地认为，依靠共产国际的力量一定能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

李达、李汉俊等人考虑了马林的建议，函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求每个省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考虑到路途遥远，初来乍到的马林还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慷慨地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

6月24日，李汉俊、陈独秀、李大钊和李达等15人发起成立了新时代书社。当天，一则标题为《“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的消息出现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详细列举了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知识。《缘起》最后列出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编辑的名字。通讯处设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108号新时代书社。这个地址正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城的寓所。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由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书社。但是，从书社的出版物可以看出，这是一群社会主义者创办的书社。从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该社陆续推出一系列外文译著，其中有《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施存统译）、《遗传论》（周建人译）、《进化论》（太朴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李继桢译）等书刊。每种出版物的封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图标：地球及紧握的双手，象征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会议通知发出后，约有11名外地代表收到了上海的书信和汇款，即秘密赶赴上海开会。离书社不远处的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内外两进的石库门建筑，当时为博文女校，是其中9名代表的临时住宿地。 

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左），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旧址（右）

从6月底到7月中旬，这群年轻人风尘仆仆，陆续秘密地赶到这里。他们不顾舟车劳顿，操着不同的外地口音谈论着来时一路的所见所闻。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悄悄地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前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

年龄最小的水族人邓恩铭刚满20岁，还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一名学生，他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比较早地来到了这里。

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来了。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秘密赶往上海，也在临时住宿地住下了。谁也不曾想到，28年后的董必武和毛泽东两位代表，成为了这群年轻人中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周佛海是唯一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一大”代表。新闻记者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列席了大会，多年后学者们还在为他的代表权问题而争论。

与住在博文女校的9名代表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携新婚娇妻住在繁华南京路上的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新人的蜜月旅行。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过后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这两位享有极高声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袖，被时人并称为“南陈北李”。两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畅谈过建党的方针策略，并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对于马林匆忙组织召开的这次大会，陈独秀表现出些许不屑情绪。他认为早在一年前上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成立的社会共产党，就已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何需一个外国人来居高临下地指导中国革命。况且，其刚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公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代表他去了上海。

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正逢学校期中考试，实在分身乏术。他非常希望挚友陈独秀能做共产党的领袖，而自己则愿意在其麾下做一名普通党员。

1921年7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中召开，当时这里人称“李公馆”。

那是一个让人慵懒欲睡的午后，18平方米的底楼客厅，一张铺有白布的长方形会议桌，十几把圆形椅凳。代表全国7个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围坐在会议桌旁，之前一直忙于会务工作的李达、李汉俊脸上还沁着汗珠，鼻梁上的眼镜也沾满了汗渍。 

李达与李汉俊

李公馆内秘密聚集了13名代表和两名外国人：马林、尼克尔斯基。鉴于“南陈北李”的陈独秀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书记员。

或许很多参会代表还不知道，端坐正中的那个外国人马林就是这次会议的幕后倡导者。对于这群年轻人以后峥嵘坎坷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无数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召开的具体日期。

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阐述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等，有一次竟滔滔不绝讲到了深夜。马林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丰富的斗争经验、旺盛的工作精力和不容置疑的演讲才能，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深深震撼了与会的党代表。

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回忆说：“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另据张国焘回忆：“他（马林）是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的马路上，遇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而出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而他在谈吐中往往过分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有时会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让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

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经常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自7月23日起，13位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已在李公馆底楼客厅，顺利召开了中共“一大”的前五次会议。到7月30日晚上第六次会议开始后不久，却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

那是一个普通的夏夜，天气闷热。夜幕中，一些人陆续从新时代书社后门（树德里3号）进入李公馆，客厅里聚集了很多人。

不一会，客厅的后门猛地被推开，一个中年男子闯了进来，他身着灰布长衫，朝屋里环视了一周。大家都大吃一惊。此时，中共“一大”的闭幕会（第六次会议）正在这里进行。

李汉俊平静地起身问道：“你找谁？”那人打了个哈哈，随口答道。“王主席在吗？”“哪个王主席？”李汉俊追问道。

“社联的王主席。”那人边说边打量着屋里的两个外国人。他们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啊，对不起，找错了。”那人哈哈腰转身出去了。

大家都警觉起来。马林站起来问怎么回事？李汉俊用英语向他作了解释。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拍了一下桌子，决定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李汉俊打开前门向两侧看了一下，见外面没有动静，忙指引大家从前门撤离。平时，这前门（望志路106号）是不开的。大家都走了，唯独剩下陈公博。他点起一支烟，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不相信会有危险发生。李汉俊赶忙收拾一下会场，见没留下什么证据，才忐忑不安地和陈公博坐在书房里。不曾料到，大家在匆忙撤离时都忘记了桌子抽屉里还有一张纸条。

这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程子卿，俗称“包打听”。这些“包打听”经常出没于茶馆酒楼等人群聚集之地，专门留意人们闲谈中的信息。

大约十几分钟后，望志路上突然响起尖厉的警笛声。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向李公馆奔来。在一阵嘈杂声中，一帮人闯了进来。为首的巡捕大喝道：“人呢？”

此时的李汉俊显得异常镇静，“谁呀？你们这么多人要干什么？” 

“刚刚那些人呢？”

“啊，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走了。”

“你们开什么会了？”

“我们没开会呀，只是聊聊出版丛书的一些事儿。”

“给我搜！”那个领头的一挥手。那些人开始翻箱倒柜。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在一片杂乱中，那张写满字的纸条被扔在地上，似乎并没有引起巡捕们的注意。屋里几乎都翻遍了，结果一无所获。

领头的巡捕又盘问道：“那两个外国人是干什么的，你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社会主义书籍？”“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来上海交流学术。我是编辑兼商务印书馆翻译，这里又是书社，当然什么书都有了。”李汉俊回答。

其实，法租界巡捕房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在召开中共“一大”。问题出在马林，他是荷兰人，曾因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驱逐出境。此后，马林的行动一直受到荷兰当局的监视。

他一到上海，就引起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并通知各使馆和租界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监视。马林对自己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所以发现陌生人闯入后立即转移。祸是马林引来的，又是马林的机警果断，挽救了代表们。

法国巡捕盘查了半天，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训斥了李汉俊和陈公博一番便扬长而去。说来也奇怪，密探们什么都看过，唯独没有看那张纸。纸条上有什么玄机呢？原来上面写着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或许是因为字迹潦草又涂涂抹抹，而被他们认为是一张废纸吧！

作为房主的李汉俊面对法国巡捕的盘问，以新时代书社的名义巧妙周旋，镇定自若，没有露出丝毫破绽，最终化险为夷！如果不是马林机警果断，如果没有李汉俊利用新时代书社作掩护，如果……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模样了！ 

李达夫人王会悟

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当晚，代表们聚在李达家商量改换会议地点。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继续召开。王会悟后来回忆说：“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的意见不一。我想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

第一批代表由王会悟带领离开上海后，李达又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出发。王会悟回忆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代表们上船后，以打麻将为掩护，继续开会。我坐在船舱外望风，见有船划近了，就敲窗门，提醒代表们注意。”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位国际代表怕目标太显眼没有继续参加会议，李汉俊和陈公博因受到注意也没有去嘉兴。这次会议开了一天，继续7月30日晚上被打断的议程。通过了党纲，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顺利完成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首先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前几次会议上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此次着重讨论党今后的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

吃过午饭，会议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

据王会悟回忆，会议进行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汽艇“突突突”的声音。在船头放哨的她警惕地敲了几下窗户，船舱内的代表们中止了讨论，把摆在桌面上的文件收藏起来，“哗啦哗啦”地搓起了麻将牌。等汽艇渐渐靠近，才发现不是警察的巡逻艇，而是私人租用游玩的。

虚惊一场，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加快讨论，尽快结束会议。

天色渐渐暗下来。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全国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

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选举结果，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尽管此时他仍在广州。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下午6时，夜游消夏的游船逐渐增多，南湖水面上渐渐热闹起来。在这黄昏之中的桨声灯影里，张国焘宣布会议闭幕，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在庄重的气氛中，代表们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

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陈公博著《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译本

这次会议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两份重要文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及奋斗目标。令人惋惜的是，这两份珍贵文件的原件并没有保存下来，现存于世的只有苏联的俄文版和陈公博的英文版。

据陈公博的说法，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文件是由他带到广州去的，陈独秀以内容偏激为由“决定不发”，致使文件未能发表。“一大”后不久即脱党的陈公博，于1924年在美国完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在其论文附录中收入了这两份文件。后来随着学术交流传到中国，这是英文版“一大”党纲的由来。

俄文版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其中第九卷中有中共“一大”的这两份文件，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差别。研读这份党纲，会惊讶地发现，它与《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较为相似，可见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在讨论撰写党纲时，参考了曾经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美国统一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

1921年的中国并不平静。仅史料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水灾、旱灾、火灾及鼠疫此起彼伏，国内军阀混战，匪盗和兵乱层出不穷。若不是那个“莽撞”的巡捕那次不愉快的造访，这次秘密的中共“一大”不会引起当局的任何注意。

当年，参会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尚未超过28岁，如初升旭日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其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亦只有42岁和32岁。他们中具有大学学历的有李达、李汉俊等7人，中师学历的有毛泽东等4人，还有高师学历的陈潭秋和中学学历的邓恩铭。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他们辨别、探索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在理想与现实的严酷锤炼中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其中有奋斗目标始终如一的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和李达；有脱党后为党作出有益贡献的李汉俊、刘仁静和包惠僧；也有脱党叛变为后人所不齿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

中共“一大”会议的开幕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专家学者多方考证，才将其定格在1921年7月23日。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推动者

马林参加中共“一大”后，根据其在爪哇的革命斗争经验，认为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应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中国民族运动并使自身获得更大发展。

1921年12月，马林在翻译张太雷陪同下到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他实地考察了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发现可以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来实现国共合作，以推动中国革命。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数次会见马林

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并介绍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孙中山马上兴奋地表示，这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自己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基本一致。马林的广西之行虽然没有正式达成国共合作协议，却为后来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的政策做了铺垫。

1922年夏天，马林离开广州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7月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报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其访问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等情况，并正式提出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

共产国际采纳了他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必须在同马林的配合下进行。8月，共产国际又作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立独立的中华民国；共产党人为了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建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让中国共产党立即把中央委员会驻地移到广州，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密切配合，开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有关工作。由维经斯基签署的这个指示，被仔细地打印在一块白色的绸缎上，缝进了马林的衬衣。

马林签名手迹

1922年7月24日，马林和张太雷第二次赶赴中国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马林还取得了一个可以堂而皇之活动的身份——《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两份杂志派驻远东的记者。

1922年8月29日和30日，根据马林的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张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因在杭州西湖召开，故称“西湖特别会议”。

会议由马林主持，他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再次“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经过他的解释和说服，多数中央执行委员为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了马林的提议。

会议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本人宣誓等形式，共产党可以先由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开展两党合作。

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确定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策略上的一个转变。它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政策。马林对中共制定国共合作的政策，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会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即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孙中山开始筹备改组国民党。

马林在上海期间，还协助中共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河北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他不顾外国人容易暴露的危险，在中共党员陪同下深入矿区井下，同工人谈话并进行动员。

1923年6月，马林在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会上确定了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开展国共两党合作，这正与其在爪哇的工作经验相近。不过，在关于共产党人如何保持独立性以及警惕国民党右派反共等原则问题上，马林与中共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和矛盾。

马林与女儿

1924年，马林被召回，其职责由维经斯基接替。马林返回莫斯科后，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产生观点分歧，便辞职回国，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三年后中国大革命失败，马林曾深有感触地对熟悉的中国同志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

马林回国当年，与其妻恩格尔贝塔持续了15年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年后，他与带着一个女儿的司马•利沃纳再婚，但这段婚姻仅持续了两年。

1927年，马林与荷兰共产党决裂，自组政党，并加入了托洛茨基组织的第四国际，其间一度被捕入狱。不久，马林及其政党又离开第四国际，转而同英国独立工党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结盟 。

1931年8月，马林与带着一个女儿的威廉敏娜•亨德里卡•德拉伊结婚并走到了最后。纵观其一生，共有四段婚姻，生育或过继了七个子女。

马林于1933年在狱中当选为荷兰下议院成员，此后他一直利用此身份领导荷兰工人运动。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荷兰，马林随即解散自己的政党，转而组织抗击德国侵略的游击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马林编辑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激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马林和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其他主要领导人不幸被纳粹德国抓获，4月13日在荷兰勒斯登的阿默斯福特营地被枪决。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史料分别源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建网、《档案春秋》、《文史参考》、荷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传记网，戴维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