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坐落在中国东部海岸的中部、万里长江入海口的南岸。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发迹的地方之一。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百年。百年荣光，是使命激荡我们永葆活力。

回望过去，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民族的振兴紧密相连。这份伟大事业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胸襟，远非那些汲汲于眼前的党派所能想象。

长征的血战、抗日的烽烟，开放的探索、改革的攻坚，民族复兴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党都要经受一次洗礼。革故鼎新引领时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让我们这个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

从只有50多名党员到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当年石库门点亮民族希望的灯火，已经成为指引14亿中国人民阔步前行的伟大灯塔。

20世纪20年代，上海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与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力量、民族主义运动的绝佳舞台以及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联系。苏俄与共产国际，将上海作为世界革命的东方基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在上海，孕育革命火种、传递革命情报。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与海内外的民主友好人士密切合作。日本、朝鲜、越南、印尼、马来亚等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将上海作为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络站、策源地以及交流点。

世界革命的东方基地

熙华德路12号（今长治路177号），是维经斯基在上海的大本营，他在这里建立了东亚书记处，陈独秀、毛泽东等都曾到此拜访。

上海曾是世界革命的东方基地，共产国际在上海统筹、指挥东方各国的共产主义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化了欧洲各国的内外矛盾，为欧洲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便利条件。

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鼓舞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芬兰、匈牙利、德国等国相继爆发革命。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东方各国的革命形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印度、伊朗、土耳其、中国等东方国家进一步觉醒。列宁认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在此背景下，1919年3月，领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机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

共产国际成立后，用巨额资金援助东方各国的工人组织，派遣代表深入当地进行革命宣传。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接触，早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时，就已经开始。俄共（布）哈尔滨地下组织成员布尔特曼来到北京，会见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

此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1920年4月，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外交科，派遣维经斯基到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使团包括他的夫人和杨明斋等人，主要承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帮助其建立革命团体等重要任务。

同年5月，共产国际在上海熙华德路12号成立“共产（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日本科三个支部，维经斯基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

同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该次会议首次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系统讨论，认为苏俄在无产阶级斗争中，不仅要团结各国工人阶级进行苏维埃运动，而且要团结各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进行民族解放运动。提出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

共产国际二大后不久，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成立。中国科、朝鲜科以及日本科，统归于该部地区科。根据俄共中央指示在地区科下，还增设了蒙藏科。以保护原沙俄在中国东北摄取的利益，及相机鼓动外蒙古从中国独立。

东方民族部授予了维经斯基（鼓动）领导中国（赤色）革命工作的权力。维经斯基抵沪后，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其成员除维经斯基外，也包括中国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但由于东方民族部的实际运转，受到了远东共和国（列宁为妥协十四国干涉，而临时成立的缓冲国）的干扰。1921年1月，苏联将原隶属俄共（布）中央的东方民族部，改为由苏联掌控的共产国际直接隶属，改名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其办公地由远东共和国的伊尔库茨克，搬迁到上海，其工作人员皆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编辑的身份作为掩护，中共早期成员张太雷、张国焘都曾在其所属的中国科工作。

短短的三年中，领导远东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机构，经历了从东亚书记处、东方民族部到远东书记处的变迁，但这三大组织机构所承担的根本任务是相同的，即统筹远东各国的共产主义工作。

中国红色基因的诞生与培育之地

法租界老渔阳里环龙路2号（南昌路100弄2号）前客堂内景，系陈独秀故居暨《新青年》编辑部。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此房间诞生。

上海是中国红色基因的诞生与培育之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度过了一次次危机，中国共产党也逐渐走向成熟。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在上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建立革命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为避免北洋政府的政治迫害而前往上海。陈独秀在实地考察中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中蕴藏着革命火种。他深入上海工人阶级内部了解罢工情况，积极参加各工会组织的活动，发表演讲，动员群众。

1920年4月，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以《劳动者底觉悟》为主题的演讲。提出无产阶级运动分两步走的主张，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号召工人阶级不要因为达不到第二步的目标就放弃第一步。

十几天后，陈独秀到中华工业协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等团体调查组织情况，出席由上海7个工人联合团体联席组织的世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发表《劳动要旨》的演讲，为即将举行的工人集会进行动员。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劳动节纪念号》专刊。详细介绍了上海、江苏、天津、山西各行各业的劳动状况，并对英国、美国等地的工人运动进行了简要阐述。

在陈独秀的大力动员下，1920年五一劳动节这天，上海的工人们参与集会，表达诉求，发表《上海工人宣言》，提出“劳工万岁”，上海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庆祝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节日。上海工人阶级的进一步觉醒促进了上海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1920年5月，维经斯基通过李大钊引荐，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他们讨论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运动的组织问题。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建立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己的组织，并相继起草了共产党党纲、党章。筹备工作就绪后，陈独秀等人于8月在上海再次开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正式成立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党组织。根据李大钊的意见，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在古老的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党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出版了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提及，“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之后，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对它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这样的表述：“（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重视群众基础，在其指导下诞生了上海机器工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群众团体。此外，在上海也出现了很多如《劳动界》等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共产国际在组织方面，支持并协助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委派其代表马林与尼科尔斯基，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交流，在全面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后，建议应当建立全国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并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会议上，马林发表了讲话。对此，李达回忆道：“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

1922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一同受邀，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与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一同会见了列宁，列宁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

会后，张国焘等人返沪进行会议精神传达的同时，共产国际于同年3月发来一封电报，李达回忆道：“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于是党就在七月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二大会议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制定的最低纲领清晰地体现了共产国际所要传达的精神，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与此同时，紧接着列宁的心愿也在中共三大会议期间得以实现，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然而，在国共合作初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国共合作的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为此，陈独秀于1924年7月给维经斯基去信寻求帮助。陈独秀在信中介绍了国民党右派把持国民党，并且在“对内政策中表现出反工人倾向，而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反苏倾向”。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要求，中共党员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放弃中共的组织原则和奋斗目标，全力支持国民革命。陈独秀遂请求维经斯基马上给鲍罗廷发电报，要求鲍罗廷向苏俄与共产国际提供国民党的真实情况。

陈独秀主张需要改变现存的（鲍罗廷主张的）国共合作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其）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但鲍罗廷不仅没有（向共产国际）提供国民党的真实情况，而且还建议成立企图控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独秀邀请维经斯基来沪，解决目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并协助筹备与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四大。

在中共四大召开前，维经斯基在给莫斯科的信中，提到了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以及基本议题“通过召开国民会议组织群众”。可以说，（经由陈独秀提出）维经斯基的想法，深深地影响了中共四大的工农联盟，以及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明确提出。

共产国际资金支持中共创立

上海市九江路14号，全俄贸易企业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苏俄与共产国际通过该社汇入并支付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国民革命所需资金。

中国红色革命的诞生，离不开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二大确立了在世界各国，建立（以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政权为目的）共产党的方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北京、广州、武汉、济南等地，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各支部）。但随着组织工人运动、创办刊物等共产主义活动在神州大地上开展，“经费无着”的问题逐渐凸显。

其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攻击共产主义者是“领取外援的‘革命者’，是‘卢布党’”。作为共产主义传播者和共产党的创立者，陈独秀坚持（共产）党应无偿（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他对包惠僧说过，“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早在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陈独秀时，就曾提出可以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提供经费支持的建议。1921年6月至7月，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沪后，未经去信与在广州的中共书记陈独秀商量，就要求留沪的李达、张国焘等人向其提交活动预算，并据此提供生活和活动经费。虽然陈独秀断然拒绝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但为了中共一大能顺利召开，马林仍通过李达等人为参会的各地代表，每人提供100银元的路费使其能够成行。

陈独秀返沪后与马林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陈独秀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而这，也为苏俄与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将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归咎于陈独秀，将其戴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并撤销其书记的职务埋下了伏笔。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他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势单力薄，其活动极易受到干扰。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月后，陈独秀就因曾会见过马林，而被法租界巡捕抓捕。与陈独秀一同被抓捕的还有其妻子高君曼，以及当时在陈独秀家中作客的杨明斋、包惠僧等人。多人被抓捕，使得党的活动遭遇严重危机。

马林多方奔走，花费重金化解了这场危机。不久，陈独秀等人获释。包惠僧回忆道：“去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了我们马林使尽了气力。（花重金）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

陈独秀被马林的帮助打动，意识到初创时期的中共如果没有支持将很快夭折，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资金援助的转折点。他获释后，与马林进行了两次会晤。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与共产国际进行经济联系，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从此，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更加紧密。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不到50人），全党还保持人均月补贴40至50银元。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依然异常重要。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

1922年下半年起，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对华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1923年苏联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正是来自苏俄资助的这200万卢布。正是有了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万4千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革命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而1925年以后，中共党员的人数大幅增长并以职业革命者居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此时共产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尽管中共“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

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合并其他费用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党组织上每月发给职业革命者的生活费，由1922年的月均30-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

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三位领袖人物中，第一位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独立自主干革命的领导者。虽碍于客观历史条件而无奈接受资助。但其他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伏首听命。陈独秀指出，“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因为马林心中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陈独秀对此强烈反对。

之后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放弃组织原则，全力支持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陈独秀也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写信向共产国际表达不同观点。包惠僧曾对此一语中的：“（中共）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共产）国际的，他（陈独秀）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陈独秀固然有他的错误，作为党的书记对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负有责任。但面对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无可奈何。被免职后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本节摘自军旅作家金一南少将所著《苦难辉煌》）

革命情报的传递中枢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位于上海是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这里曾是中国革命情报的传递中枢。

上海是中国革命情报的传递中枢，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成立党的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共产国际在这里成立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中央特科与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度过一次又一次危机。

中央特科诞生于蒋介石发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白色恐怖阴影笼罩下的时期，中央特科的前身，为周恩来于1927年5月在武汉，主持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同年11月，周恩来将特务工作处进行改组，正式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

1931年，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利用上海秘密交通线，将截获的顾顺章发给南京的特急密电，及时传递给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从而保卫了中央的安全。

1934年，被中央特科策反的国民党保安司令莫雄将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红军的相关情报交给党联络员项与年，由项与年转交给此时已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这一重要情报成为党开启长征之路的重要推动力，从而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与此同时，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协助。1931年，共产国际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在上海成立。此时的蒋介石集团在英、法等国的支持下企图彻底消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在此危急时刻，佐尔格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其建立的情报小组与中央特科建立了秘密情报交换渠道。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周恩来与佐尔格在1931年6月，曾有两次会面。周恩来介绍中央联络员张文秋，加入佐尔格情报小组。从此，共产国际与中央特科的联系更加紧密。

1931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对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下，中央特科向佐尔格情报小组发电报寻求武器援助。佐尔格立即采取行动，派遣情报员米申打听武器的货源。在米申的努力下，从国民党货船上提走了两万支步枪和上千箱的子弹，大大缓解了中央苏区的武器困境。

据俄罗斯后来解密的档案，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些急电所带来的情报，甚至挽救了党与中国革命。1932年，佐尔格从朋友处得知蒋介石集团第四次围剿的详细计划后，将情报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将情报顺利告知中央苏区，使得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最终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计划落空。

中外民主友好人士与党的合作之地

1939年9月，斯诺在延安第二次会见毛泽东。

上海是中外民主友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之地，宋庆龄、斯诺、史沫特莱在这里与党进行交流，展开合作。

上海不仅是宋庆龄的出生地，也是她和孙中山先生一同投身革命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宋庆龄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多次合作，并结下了深刻的友谊。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随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宋庆龄发表讲话，谴责帝国主义列强，激励广大民众为争取人权保障而共同奋斗的同时，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发起的妇女运动。她亲自出席由向警予、钟复光等共产党人，组织成立的上海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宋庆龄的出席，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妇女参与五卅反帝爱国主义斗争的积极性。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寇铁蹄下的中华大地危机四伏。在此背景下，宋庆龄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并将国民党同意建立统一战线的消息传达给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末，宋庆龄受宋子文之托，为将国民党同意建立统一战线的消息传递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寓所将传递消息的信件，亲手交给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的董健吾，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1937年7月，在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林伯渠亲自到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拜访，传达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宋庆龄在了解《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表示赞同，并表达了对中国抗日前景充满信心的想法。在抗日战争中，宋庆龄参与组建“保卫中国同盟”，积极筹措捐款与物资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上海不仅是国内民主友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地，也是海外友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交流之地。

《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协助下，获得了去陕北的机会。了解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不朽名著。

1928年，斯诺接到了为宋庆龄写传的任务。在专访宋庆龄期间，斯诺对中国有了新的认知：“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与此同时，在与宋庆龄的交流中，斯诺渐渐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好奇，萌生了去陕北的愿望。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最终成行，成为了第一位去陕北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也写下了《西行漫记》（其中文版即《红星照耀中国》），并在西方轰动一时。但《西行漫记》的轰动效应并没有飘洋过海到达中国。

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将书籍赠予共产党人胡愈之，成为促成《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契机。胡愈之阅读了这本书后便爱不释手，随即萌生了将这本书译成中文版的想法。

此时的上海早已炮火纷飞，国民党当局也对抗日书籍严加检查，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胡愈之联合其他上海的文化界抗日志士，在家中成立地下出版社——复社，并最终于1938年3月出版了《西行漫记》的中文版，即《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出版不到一年就印刷了四版，在海内外华人华侨中引起了巨大轰动。从此，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另一位来自美国的海外友好人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上海，参与创办英文进步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并积极协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展工作。

20世纪30年代初，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政策下，大量进步书籍与刊物被查封。受共产国际领导的英文进步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与国统区群众联系的重要渠道。

不仅如此，史沫特莱还积极协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展活动。一方面，她成为党获取共产国际相关信息的重要信源。史沫莱特曾协助共产国际特派员佐尔格在中国获取情报，并参与情报人员的招募。陈翰笙、尾崎秀实等人都是通过史沫莱特的推荐，而开始与佐尔格合作开展情报工作。并且，史沫莱特将自己的住所，也变成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地，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报道轨迹南至上海、广州，北至延安、五台山。撰写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攻》等著作。日本著名翻译家高杉一郎评价史沫特莱道：“她和中国红军的结合，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媒介，而是由于亲身的体验和目睹的感受，是她的祖先为美国革命而斗争的民族信念和行动所焕发出来的动机。”

日本共产党筹建的联络站

在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曾召集过多次东亚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开会。

日本共产党的筹建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而其筹建的过程也与上海这座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密不可分。成立初期的共产国际，就已将日本纳入世界革命的范畴。一方面，是因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亚洲最早实现了工业化，日本的工人阶级最为成熟。另一方面，日本工人运动走在东方各国前列。

19世纪末，片山潜、幸德秋水、高野房太郎等日本社会主义者，就已开始投身工人运动。片山潜和高野房太郎，于1897年成立了日本第一个工人组织——工会期成会。1901年，片山潜与幸德秋水，组织创立社会民主党。虽然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并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一系列工人运动与组织的成立，为后来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阶级基础。

日本早期工人运动受到日本政府弹压后，他们依然在为日本工人运动寻找良方。1904年，幸德秋水、堺利彦第一次将《共产党宣言》翻译为日语。片山潜遭迫害逃往美国后，积极参与美国共产党的创立，并为日本共产党的创立积极奔走。1921年，共产国际邀请片山潜作为日本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

日本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离不开上海这座远东共产主义活动基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0年8月抵沪，在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同时也负责考察日本共产主义革命情况。共产国际注意到日本积极的革命动向后，于1920年10月邀请日本工人运动的领袖——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到上海参加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但因大杉荣并无放弃无政府主义的意向，因此，1921年4月共产国际再次派遣代表赴日本与堺利彦、山川均和大杉荣讨论共产党筹建问题，最终堺利彦、山川均与近藤荣藏等人在同月成立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随后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代表近藤荣藏赴上海同朝鲜旅俄共产主义者朴镇淳针对筹委会相关工作进行交流；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张太雷受共产国际委托，赴日促成日本共产主义组织派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为日本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

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是法租界的商业街，维经斯基曾在霞飞路716号栖居，以方便与中国、日本、朝鲜的革命者进行交流。

上海也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高丽共产党上海派在这里创建，共产主义思想在朝鲜的传播也离不开拥有发达出版业的上海。

朝鲜侨民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可追溯到1911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与沙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攫取了对朝鲜的实际控制权，日本当局对朝鲜的吞并以及1919年朝鲜三•一反日爱国运动的失败，迫使大批朝鲜的仁人志士来华，并选择上海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与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策源地。

1919年，李东辉任位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一届国务总理，与此同时，他创立的韩人社会党也一同迁往上海。李东辉任国务总理期间，除积极推动朝鲜独立运动、开展内政建设外，也寻求苏俄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

1920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代表赴莫斯科与苏俄政府进行磋商，苏俄政府决定给予其经济援助，但因李东辉将一部分金额用于高丽共产党的创建，引起政府内部其他派系的不满而辞去了国务总理职务。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的李东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高丽共产党的创建中。1921年5月，高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在大会上，韩人社会党正式改组为高丽共产党，并发表《高丽共产党宣言》。因该党派在上海创建，因此也称为高丽共产党上海派。上海派成立后，在朝鲜国内成立了多个支部进行共产主义活动。

以李东辉为首的上海派十分注重共产主义思想在朝鲜本土的宣传，借助上海发达的出版平台与租界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李东辉等筹集了一笔资金,在上海成立了一家朝文印刷厂,先后出版《共党》、《新生会》、《火炬》、《曙光》、《斗报》等朝文报刊,翻译并印刷《共产党宣言》《俄罗斯共产党政纲》《赤军》《赤旗》以及李大钊送给他的《新青年》等数十种朝文资料，并将这些出版物经由上海运输到朝鲜国内，这为共产主义运动在朝鲜本土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交流点

近代的上海是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交流点，这是近代外滩街景。

上海是越南、印尼、马来亚等东南亚国家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交流点，他们在上海建立了与侨胞、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民主友好人士之间的联系，在侨胞中开展工人运动，在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民主友好人士的交往中不仅拓展了信息获取渠道，而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越南、印尼、马来亚的共产党均在上海留下了清晰的足迹。印尼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在其创立初期即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马林有着密切的交往，许多印尼共产党人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都会在上海会见马林。麦克维指出，中国和印尼共运之间的联系在马林任职上海期间达到了顶峰，这也使得印尼共产党不再孤立。

南洋共产马来亚支部，即马来亚共产党的前身成立于1928年，在南洋共产马来亚支部成立的第二年，其组织即派遣成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泛太平洋工会会议。

在越南共产党成立的前一年，即1929年，阮良朋受到越南共产党前身安南共产党的派遣，到上海在越侨工人中建立互济会，并逐渐建立起党组织。越南共产党于1930年成立后，胡志明来到上海与阮良朋会面了解上海越侨的情况，并建议阮良朋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胡志明认为“要想搞好工作，就必须取得兄弟党的帮助。”阮良朋听取了胡志明的建议，与蔡畅取得联系，而后越南共产党在上海的党组织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协助，中国的共产党人承担了越南共产党主办的《军号报》的印刷与分送工作。阮良朋在回忆时感慨道：“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与兄弟党的同志配合进行活动。但我在这最初的接触中，具体地看到了在理论上学过的那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国际精神了。”越南共产党除与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亲密关系外，也得到了宋庆龄的帮助。1931年胡志明在香港被港英当局逮捕，被释放后，于1933年到达上海，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获得去莫斯科的机会。但此时中共中央已离开上海迁往苏区，阮良朋等越共党员由于叛徒的告密被逮捕并遣返回越南。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胡志明得到了宋庆龄的帮助。胡志明在报纸上看到了宋庆龄与他的老朋友法国共产党古久里会面的消息后，便请求宋庆龄转交他写给古久里的信件，由此，胡志明与古久里取得了联系，进而与中国共产党恢复联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胡志明顺利到达了莫斯科。时隔三十年，胡志明与宋庆龄再次见面后，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道：“那时，衣袋里的前快花完了，要不是宋庆龄夫人的帮助，真不知该怎么办呢。”

上海的独特地位

汇丰银行大楼（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穹顶的壁画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近代科技、文化、思想输入的基地，中西文明共存、竞争、融合、多元的世界性大都会。伴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民族企业的发端，更是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现代产业部门，而现代产业部门向纵深的发展，让上海日渐摆脱了单纯的以港兴市的贸易城市格局，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近代上海从一个建城不到600年的农渔小城，迅速变为交通四通八达、工厂密集林立，并吸引大量中外人口的移民城市，这座位于中国东海岸中部的城市由此进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时期。

同时，英美法等国在沪相继设立的租界不断越界筑路、渗透扩张，他们拥有各自完善的市政管理机构，致使上海出现了一市三治的局面。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虽是二等公民，却能得以在外国势力庇荫下免受军阀或专制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外侵内乱，因此，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相对要宽松自由得多，这也就使清末民初各路精英相继汇聚到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可以说，租界是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掠夺的据点，但在客观上它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成为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

报纸、期刊、书籍等是当时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上海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源源不断地承接着新思潮新文化的传入，因而，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亦藉此应运而生，福州路从清末起已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聚集着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日印万张报、周发千份刊、月出百部书的上海，已迅速培养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

上海别样的城市特性、繁荣的经济文化和雄厚的社会力量，为上海成为远东革命中心具备了众多优越的条件，也为中共建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首先，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力量。中英《南京条约》与《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首批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大批外资在上海设立近代企业，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入上海的同时，也促进了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的工人阶级就已经通过反对“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爱国斗争展现了其革命性。在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工人阶级更是展现了强大的革命力量，上海数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成为掀起全国罢工浪潮的“闸门”，中国的工人阶级也由此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其次，上海是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的绝佳舞台。虽然中国民族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黄金时代”，但外商资本在上海仍占优势地位。如以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纺织业为例：上海在1919年共有纱厂26家，纱锭886122枚，外资则占15家，纱锭557010枚，而中国资本仅占11家，纱锭329112枚。外商资本之所以在上海飞速发展，是因为列强不仅在上海享有领事裁判权、征税权等一系列特权，而且在租界之内建立了在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机构，租界俨然是“国中之国”。从1848年发生的“青浦教案”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各界人士进行“三罢”斗争，上海各阶级的民族主义斗争都不曾间断。上海各阶层因爱国热忱而联系得更加紧密。

再次，上海是中国进步活动的中心，拥有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租界的诞生在带来洋人特权的同时，也使得租界内的文化氛围相对宽松。由于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自戊戌变法以来，上海就成为维新派、革命党人进行活动的据点。20世纪20年代前后，上海吸引了国内外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大量的进步团体如上海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大同党、进化社在此建立。宽松的文化氛围也带来了上海出版行业的兴盛，使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戊戌变法运动中的维新派为宣传西方政治体制，在上海创办了广智书局、大同译书馆等出版机构；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第一次在神州大地上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

（韩雅婷,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