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2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王毅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同北约开展对话交流持开放态度，愿共同推动双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应本着坦诚态度和相互尊重精神，加强沟通、增进了解，防止误解和虚假信息。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国是重要的全球性力量，经济不断发展，影响日益提升。北约并不将中国视为对手，重视同中国保持和加强接触，对发展对华关系持积极态度。北约将坚持既定的地理范畴，希望同中方探讨军控、气变等各领域合作，以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北约和成员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期待中方为结束欧洲战事发挥重要作用。

王毅表示，希望北约以客观、冷静态度把握当前国际局势，而不是简单地以“政治正确”划线。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国是纪录最好的大国。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基因，我们从未侵略别国，不搞代理人战争，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参与军事集团。中国已经以法律形式确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北约树立理性和正确的对华认知。中方愿同北约就全球性问题开展必要合作，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一贯立场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应探讨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确保欧洲长治久安。（源于外交部）

面对国际权力的日渐东移，北约正推动新的战略转型，其重点从危机管理转向大国竞争，地缘优先转向亚太，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也出现新的态势。

北约新一轮转型调整再次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塑同频。从奥巴马的战略东移开始，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日益聚焦亚太，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而这一态势已显著体现在北约近年来的转型进程中。

最新出台的2022年北约《战略概念》文件明确指出，印太地区的形势直接影响欧洲一大西洋安全，北约将强化与新的和既有地区伙伴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应对跨区域挑战和共享安全利益。

新亚太国家在北约“全球伙伴”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北约与日本的对话与合作早在1990年便已开始，新西兰在2001年、韩国和澳大利亚，均于2005年与北约建立对话与合作关系，但彼时的合作仅限于上述国家对北约行动的参与和支持。直到2012年，北约才相继与上述四国开展多领域合作，涉及网络安全、海洋安全、减灾与人道主义援助、核不扩散等。

自2016年以来，北约显著加强了与亚太四大伙伴的政治接触：2016年12月北约第一次在布鲁塞尔与四国举行正式会晤，标志北约与亚太四国合作的制度化；2020年12月四国外长第一次参加北约外长会，讨论全球力量平衡变化和中国崛起问题；2022年5月，北约军事委员会防长会邀请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的防长与会；6月，在所谓“战略竞争时代，必须更加紧密地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的目标下，北约成员国邀请日韩澳新四国首次参加北约峰会。

北约亚太转向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2019年是北约与中国关系的转折点，在当年举行的伦敦峰会上，北约首次表示认识到中国力量上升带来的挑战，并将重心更多转向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和军事实力。2020年11月，北约发表的《北约2030》改革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所谓“挑战”，将中国定义为北约战略新重点。报告认为中国的“实力规模和全球影响力对开放、民主的社会构成严峻挑战”，“中国不应被理解为纯粹的经济力量或仅是聚焦亚洲的安全行为体，应被理解为全方位制度性对手”。

总结起来，报告从经济、技术、军事实力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阐述中国对北约构成的挑战。2021年北约峰会声明延续了上述对华定位。2022年，北约发布的新版《战略概念》文件首次纳入“中国挑战”，认为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对北约而言是所谓“系统性挑战”。

“全球北约”的亚太转间与美国对华战略同频。美国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拜登政府虽提出3C政策（合作、竞争和对抗)，但总体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仅遵循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逻辑，在亚太地区更是动作频频，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日益机制化，致力于将四边框架打造为牵制中国崛起的“印太战略”支柱；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试图以新方式整合其“印太”和欧洲地区的伙伴，应对中国崛起。北约新的《战略概念》文件更加突出意识形态对立，优先防务和遏制，突出“印太”和中国因素，与美国对华战略论调呈现高度一致性。

由此可见，“全球北约”的亚太转向进程中，无论是亚太伙伴地位的日渐凸显，还是显著斜对中国的战略指向，都再次表期北约转型深受美国战略方向牵引的现实，服务于美国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核心目标。

北约各国首脑在2022年6月底举行的马德里峰会上表示，“我们的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面临关键时刻”，“此次峰会是北约强化联盟和加速转型的分水岭”。但是，从北约新版《战略概念》到领导人峰会声明，北约转型随美战略起舞的态势日益明显，盟友日益被绑在美国“大国博弈”的战车上。相比2010年北约《战略概念》，新版《战略概念》冷战思维更趋强烈，全球视角、相互依赖、合作的安全观底色日渐消失。

的确，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正面临关键时刻，但北约的“新冷战”式转型不会带来安全。恰如北约曾经输出民主无法实现和平，北约东扩未能使欧洲避免新的战争一样，北约的“亚太转向”将给亚洲地区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全球化的世界意味着全球性挑战和安全的相互依存。北约唯有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

（作者:金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原载于《当代世界》2022年第5期，本文转载有删节）

2022年6月29—30日，北约峰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此次峰会适逢俄乌冲突升级以及西方加大对俄罗斯全面制裁之际，同时，会上北约按计划发布“新战略概念”。由此，该峰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北约峰会主要完成了“塑敌”、“强军”、“北扩”、“东进”等重点议题和议程。所谓“塑敌”，就是北约在“新战略概念”中，重新确定其与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关系。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重新定位，将俄、中视为北约的主要威胁来源。将俄罗斯视为“最重大和直接的安全威胁”。

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提出中国崛起是影响同盟安全、价值观和民主生活方式的挑战。而在上一份发布于2010年的“战略概念”中，北约将俄罗斯描述为战略伙伴，且没有提到中国。

所谓“强军”，就是未来将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从目前的4万人，大幅增加至30万人，2023年完成改编。

所谓“北扩”，是指北约正式吸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成员国从30个扩容到32个。

所谓“东进”，是将北约战略由欧洲扩展到亚太。北约此次峰会首次邀请亚太四国参加，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北约将自己打造成亚太区域秩序的维护者，以此彰显其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与影响。

北约“新战略概念”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北约对华政策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北约利用俄乌冲突，在政治上打击、排斥中国。不仅迫使欧洲国家，而且迫使亚太国家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站队，将中国置于现有国际秩序的对立面。

第二，北约对华的“印太化”战略转向。北约把自身塑造成亚太安全的维护者，采取预防性对策，影响或牵制中国发展。此次北约峰会通过“新战略概念”，将其打造成亚太区域秩序的维护者，以此彰显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与影响，向中国展示其实力、决心及行动。

北约试图主导并推动其“印太化”进程，强化北约与美国“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安全联系，以此塑造针对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北约通过“全球伙伴机制”，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关系。

北约目前有41个伙伴国，其中所谓“全球伙伴国”有9个，其中4个属于亚太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约主要通过在政治和泛安全领域加强与亚太伙伴之间的合作，包括在网络、新技术、反虚假信息、海洋安全、气候变化和韧性建设方面加强合作。

此外，北约与伙伴国实施提升军事合作能力计划，如“伙伴兼容性倡议”“北约计划和评估进程”，旨在促进北约与伙伴国在军事行动领域的兼容性。

2022年5月，韩国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成为参与该机构的首个亚洲国家。2022年6月，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访问日本，双方同意深化合作。由此可见，北约拉拢亚太国家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三，北约对华设置“泛安全化议题陷阱”。为了对抗俄罗斯，短期内北约军事力量重心仍在欧洲，在亚太地区与中国擦枪走火的风险不大。

北约对华遏制主要围绕泛安全化议题，尤其是网络、太空和裁军等领域，还包括气候变化、新技术、供应链等领域，并将这些领域泛安全化，从而借助这些“泛安全化议题陷阱”推动政治集团化。

北约对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能力发展表示关切，认为中国正在改变太空领域的国际秩序。北约还认为，外太空技术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大国之间的军事能力发展，是未来军备竞赛的主要场域和载体。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表示，“面对中俄正在发展的反卫星系统，北约必须增强应对太空威胁的能力”。

北约对华干涉的局限性

第一，北约的军力主要集中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北约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干预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无论俄乌冲突结果如何，北约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仍以应对俄罗斯为主，并集中在对俄方面。目前，北约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东部防线，尤其是波罗的海、中东欧和黑海一带。同时，北约还需要应对中东地区的冲突和恐怖主义，没有多少军事力量能“抽身”到亚太地区。中东地区的反恐和移民、难民问题，仍是欧洲国家的主要关切。

其次，北约以欧洲成员国为主，欧洲成员国普遍认为，北约的军事力量应该以应对俄罗斯为主，而不是远涉重洋去应对中国。

第二，北约内部对中国的评价和定位不同。在涉华问题上，美欧态度也有所不同。欧洲国家对北约此次高度关注“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存在分歧，北约内部对于把崛起中的中国称为“挑战”还是“威胁”的意见也不一致。

欧盟对中国的定位是三分法，即伙伴、竞争者和对手。欧洲方面也认为中欧之间虽然竞争在加剧，但是双方建立的伙伴关系，仍然是中欧关系的基石和基础。即使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欧货物贸易额在2021年达到8281亿美元，同比增长27.5%，中国连续两年（2020年、2021年）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中欧领导人峰会后，欧盟表示将在气候、卫生等领域继续同中国展开建设性合作。

另外，在俄乌冲突升级的背景下，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欧洲国家难以再有精力关注亚太地区，尤其是难以采取需要花费巨额财力和军力的大规模军事干涉行动。

第三，亚太安全框架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且结构稳固。美国及北约插手亚太安全事务，虽然可能会给部分亚洲国家提供与中国对抗的信心，但是，俄乌冲突的悲剧也为亚太国家提出了警示，如何处理大国竞争和冲突、如何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生存、小国不应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等认知也是亚洲国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文章有删节）

在今年的北约“战略概念”文件中，对华定位的首次出现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北约的对华观之变并非一蹴而就，其对华定位是逐步从“机遇挑战并存”演变为“系统性挑战”的。在俄乌危机升级背景下，北约试图将中俄整体“绑定”，以中俄为目标的“大国竞争”思维主导其战略构想和战略转型。但总体而言，北约仍是一个地区性的军事组织，而中国并未在安全上对其构成现实威胁。北约的战略转型或“印太化”并不代表中国上升为北约的全球性挑战，“中国挑战”也无法成为凝聚北约的主要动力。

未来，北约将长期维持对华“系统性挑战”定位，视中国为北约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矛盾，应对“中国挑战”会是北约“印太化”的主要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印太化”的核心是加强北约对“印太”事务的介入并提升与“印太”盟友及伙伴的互动，因此首先将恶化地区战略环境。同时，北约战略转型也将加剧其与中国在安全领域的矛盾，并为非安全领域的合作制造障碍。

（一）冲击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北约是以美欧为主体的军事安全同盟，美国以“竞赢中国”为核心，试图主导并推动北约“印太化”进程，强化北约与美国“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安全联系，加快针对中国的盟伴机制建设，以此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在既有双边同盟关系的基础上，美国希望把集团对抗的思路复制到亚太，又意图利用“北约+”模式打通美国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同盟体系，旨在将欧亚和“印太”两大板块“合二为一”，构建互为支撑的“两洋战略”。

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日本和韩国则成为北约重点拉拢对象。2019年12月，日本首次正式参加了北约主办的大规模网络战演习；2022年6月，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访问日本，双方同意深化北约与日本的合作。2022年5月韩国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成为参与该机构的首个亚洲国家。凡此种种织密了针对中国的多边安全网络，美国也通过北约向地区输出“小国共同对抗大国”的理念。

其中，海洋安全议题是北约成员国与“印太”国家的关切重点之一，美方亦将中国军力增强视为对海洋秩序的“威胁”。在“战略概念”文件指引下，北约军事力量或将更加频繁地在中国周边地区活动，日韩澳新等国也将加强与北约国家的海上军事合作。在美国的引导和鼓励下，北约欧洲成员国也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提升在南海等中国周边海域进行“自由航行”的频率，这只会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紧张态势，不利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二）激化军事安全领域的潜在竞争与矛盾。尽管北约会加强在“印太”的军事活动，但短期内北约的重心仍在欧洲，在亚太与中国擦枪走火的风险不大。北约对华主要安全关切在于网络、太空和裁军等非地缘安全领域。在网络、太空等新安全领域，中国与北约的竞争可能增多。北约无端指责中国在过去几年大幅增加对欧美公司的“网络攻击以及其他形式的军事技术间谍活动”，并且攻击对象从经济目标扩展至政治目标。同时，北约还对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能力发展表达关切，认为中国正在改变太空领域的国际秩序。其中，北约尤为警惕中国反卫星能力的增长。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表示，“面对中俄正在发展的反卫星系统，北约必须增强应对太空威胁的能力”。

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国与北约的矛盾较难消除。北约十分担忧中国核军事能力发展，也有声音主张北约国家应加强与中国在军控方面的接触。斯托尔滕贝格曾表示，中国应当在核武器方面采取裁军努力、建立确保相互信任及透明度的措施。然而，鉴于中国和北约在核政策以及核武器数量上的显著差异，双方很难就核裁军问题开展实质性对话。未来，中国与北约在军控方面的分歧难以消除，核裁军议题或将成为北约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的政策工具和舆论手段。

（三）加剧经济、气候等问题的“安全化”趋势。一方面，北约成员国在基础设施、供应链等部分领域的“去中国化”趋势将加剧。北约担忧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对其成员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将造成北约对中国的安全依赖，还十分警惕中国企业对欧洲港口的投资，担忧在欧洲安全遭到威胁时，北约盟国难以使用这些港口进行防卫。北约的安全顾虑将对中欧在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造成干扰。由于经济问题的“安全化”，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或将面临更多挑战。

另一方面，北约在本次峰会期间还推出了《气候变化与安全影响评估》报告，明显推动气候议题的“安全化”，不利于中国与美欧等在气候问题上开展合作。不同于其他国际组织，北约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聚焦于气候对军事活动的影响，认为气候变化将开启新的战略竞争。此外，该报告还强调北约在清洁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开发过程中应避免对中国等国的依赖。气候变化问题本是需要各国共同应对的全球性挑战，北约这份报告却带有浓厚的军事安全色彩。这也预示着，北约成员国未来在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时，可能将越来越多地把安全因素纳入考量，这只会限制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动力和潜力。

北约新版“战略概念”文件雄心勃勃，但仍然受到一些因素制约。由于北约自身的局限性，成员国一致对华的行动力将受到掣肘，美国力推以应对“大国竞争”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战略构想也将遭遇挑战。

（一）美国和欧洲各自的内部问题一定程度阻滞北约层面的集体协调。对美国而言，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的内核仍为“美国优先”，近期美国国内的有关动向也反映出本土主义、保守主义仍是美国政治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将持续影响美国对北约做出贡献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让外界对美国党派轮替的结果抱有忧虑。虽然拜登政府强调巩固同盟体系，并与欧洲共同强调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但2024年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仍有可能卷土重来，美国对待北约的态度可能重新摆回2016年至2020年的状态。因此，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潮和两党轮替也将制约其引领北约执行战略转型和协调对华的能力。

对欧洲而言，俄乌危机和对俄制裁深刻影响欧洲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欧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面临供应链危机，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加剧。欧盟经济在未来两年从新冠疫情中强劲复苏的期待几乎付诸东流，欧盟委员会已将欧元区19个国家2022年的增长预测从2月份的4%下调至2.7%。由于欧洲各国新一轮扩充军备热潮涌现，其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升高，财政危机加剧。经济问题将阻碍欧洲国家自身国防建设和在北约中的安全投入。俄乌冲突还导致大批难民涌入欧洲，各国内部本就存在的社会问题激化，欧洲民粹主义可能再度兴起。在欧洲各国自顾不暇的情势下，能够为北约提供的资源恐怕也将捉襟见肘。

（二）北约欧盟成员国与美国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与竞争。拜登执政后，美欧加强在诸多领域的协调，但在部分议题上仍然存在认知和利益差异。在科技问题上，双方科技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且在征收数字服务税、保障网络数据安全和监管科技企业等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在太空问题上，欧盟2022年2月推出“新太空计划”，致力于推动太空共同基础设施建设，该计划与美国的太空计划形成竞争。双方竞相在太空领域争夺“战略高地”优势，试图通过获得“制太空权”掌握高位侦察与打击的战争能力。

在涉华问题上，美欧态度也有所不同。欧洲国家对北约此次高度关注“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存在质疑，北约内部对于把崛起中的中国称为挑战还是威胁的意见也不一致。即使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欧货物贸易额2021年达到8281亿美元，同比增长27.5%，中国连续两年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今年中欧领导人峰会后，欧盟表示将在气候、卫生等领域继续同中国展开建设性合作。相比于美国，部分欧洲国家仍重视对华经贸、数字、绿色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北约短期内由于俄乌冲突展现出高度团结，但从长期看，北约借“地区安全”介入亚洲事务，想要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增加其内部凝聚力，既不能解决自身在各类问题上的分歧，也不会受到亚洲国家欢迎。

（三）北约和欧盟在安全领域面临潜在博弈。

北约是维系美欧同盟关系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俄乌危机升级后这一支柱得到强化，但也将改变美欧双方对欧洲安全的认知。客观上，北约与欧盟之间机制存在重叠，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成员国重叠，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分离性重叠使得二者选择偏好产生分歧，安全合作成本提高。二是机构重叠，双方均建立了快速反应部队，且作战目标几乎相同。此外，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与北约理事会都执行相似的政治军事职能。三是功能性重叠，由北约与欧盟需共同应对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混合威胁所产生。

主观上，未来北约与欧盟在欧洲安全主导权上的认知不会一直保持一致。俄乌危机的升级加强跨大西洋同盟的团结，欧盟短期内在安全领域也只能依赖美国与北约的保护，欧盟并无实力主导欧洲安全事务。

但俄乌危机正在迫使欧盟反思其引以为豪的“规范性实力”，意识到需要在威慑和防御俄罗斯方面发挥更强大的作用，并塑造与之匹敌的可持续性能力，仅靠“软实力”无法实现所谓的“战略自主”。

从长远看，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节奏被打乱，决心却更加坚定，这种深层次的变化将决定未来欧美在欧洲安全上是否会出现真正的博弈。诚然，欧洲追求自主的行动仍将是在欧美同盟框架下，但如果欧洲在防务领域单纯依靠美国主导的北约，就绝无可能实现“战略自主”的目标。

目前，欧洲并非毫无动作，各国政府已积极增加国防开支、设立相关军事基金、采用欧盟战略指南、制定国防联合采购工作组提案以及支持联合采购的财政激励措施。

此外，俄乌冲突之前欧盟便已逐步提升国防技术，建立了欧洲国防技术与工业综合体，以致力于成为更具能力的全球国防参与者。未来，欧盟在国防技术方面势必有更大投入。

因此，欧盟固然会加强与北约的安全合作，重视北约作用、强调对北约的补充性作用，但对于加强自身防务建设的认识只会愈发清醒。尤其在俄乌危机升级后，面对战后欧洲安全格局的历史性变化，一些欧洲学者已经意识到，只有加强自身安全建设，欧洲成为真正世界一极才不会成为“大国竞争”的工具和牺牲品。北约则一向奉行双重战略，鼓励与欧盟合作的同时反击那些单方面和具有威胁性的举措，以巩固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首要地位。

同时，也有战略界人士认为，针对欧洲安全的“欧洲主义”和“大西洋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争论，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和大西洋同盟投入更多，核心问题在于欧洲应当如何更好地为北约做贡献。或许俄乌冲突将让美国更加放心，欧洲短期内已无法实现“战略自主”，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是欧洲必须接受的选择。然而，如果欧洲能够下定决心、投入资源摆脱安享美国治下的“战略假期”状态，美欧安全同盟的现有结构仍有可能出现松动，欧盟与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关系也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问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2009年至2019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国际问题调研工作。本文转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