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风云变幻，新中国外交胜利地渡过了五十个春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作为一名外交工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我国历届反动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饱受了列强的欺凌掠夺。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彻底结束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924年初，中国共产党人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坚决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意日侵略阵线”。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中国人民再一次被迫拿起武器，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的严正立场，对美国在“调处”国共内战的掩护下扶蒋反共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明确声明：即将在解放战争烈火中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愿意同它们实行友好合作，愿意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长期受侵略、被压迫、遭凌辱的历史，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的指针，并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它十分珍惜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大力支持被压迫国家争取和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和为发展民族经济所作的努力。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不渝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

本着上述基本原则，五十年来，我国外交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巩固和加强，同各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和发展，多边外交日益活跃，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从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越来越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外交的五十年是波澜壮阔的五十年。这一光辉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三、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五、九十年代

一、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

“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包含两方面的涵义：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为实施这一战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首先，我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赴苏访问，并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旧中国同苏联签订的、有损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有利于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外来侵略，有利于我国放手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获得全面发展,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是区别于旧中国外交的最主要特征，它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我国在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同时，始终坚持这一方针。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周恩来总理强调，为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威胁，同苏联结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丢掉”。从这一立场出发，即使在中苏结盟时期，我国也没有放弃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和抵制。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访问了苏联，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强调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并转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建议。同年11月，毛泽东主席又公开指出，忽视各国平等的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第二、积极谋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据此，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底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次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同上述两国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不久，毛主席又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他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4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为促进亚非国家团结与合作，我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了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这是战后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举办，而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挫败了美国破坏和分裂会议的图谋，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为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亚非会议以后，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又有一些亚非国家同我国建交。与此同时，我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开展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美国把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无理行径，为后来最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准备了条件。

第三，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不仅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而且企图从朝鲜、越南和台湾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在三条战线上同美国展开严肃的斗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威胁我国安全。中国遂决定应朝方要求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终于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美国在入侵朝鲜的同时，加紧干涉印度支那。美国的行动不仅是支持法国殖民主义镇压印度支那人民，而且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的干涉,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和实现越南北半部的完全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斗争的胜利表明，新中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4月，我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与会，并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同其他与会国一道，排除了美国的干扰，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1950年11月，我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罪行。1954年12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支持蒋军对大陆和沿海进行军事骚扰。我坚决反击，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美国陷入恐慌，匆忙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出面斡旋，企图阻止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国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和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在我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军队弃守大陈岛，我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赏，并对美国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道路。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站稳了脚跟。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25个，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一个分化与改组的过程，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美两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它们既对抗又妥协，既争夺又勾结。为使自己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美苏加强了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也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不仅保持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苏联则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直至挑起边界流血冲突，从北面威胁中国的安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国曾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同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主席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根据上述战略，我国这一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合作。毛泽东主席指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的反美爱国斗争。中国大力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关系，积极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和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

中国奉行睦邻政策，通过友好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签订了边界条约，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协定。同印尼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同亚非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的互访日益频繁。从万隆会议后到60年代末，有22个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在此期间，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不断到亚非地区进行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周恩来总理更是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访问，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再次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卓越外交活动使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发展同西欧、日本的关系。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形成，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发展。特别是法国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拒绝签署美苏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突出地反映了西欧不甘受美控制，积极谋求独立自主的趋向。在毛泽东主席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不但同早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增进了友谊，而且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互派了商务代表。

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日本过去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新中国始终把广大日本人民同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加以严格区分。中国真诚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日本某些领导人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在坚持反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的同时，积极发展两国民间关系。我国采取主动步骤，沟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不断加强两国各类民间组织间的交往。所有这些，在日本引起良好反响。日本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为七十年代初两国建交打下了基础。

第三、反对苏联控制，顶住苏联的威胁。五十年代末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妄图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并为此向我国提出诸如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他还竭力使我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放弃原则，以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遭到我国断然拒绝。对于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本应通过讨论加以解决，但苏联领导人却采取高压手段和突然袭击方式，企图迫我屈服。这一图谋失败后，苏联继而采取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1960年7月苏联在一个月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中苏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三百多个专家合同，废除二百多项科技合作项目，继而在我国新疆一些地区挑起边境纠纷。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对苏联的霸道行径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但为尽可能维护中苏友谊，我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期望苏联悬崖勒马，改弦易辙。但苏联领导人依然故我，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甚至入侵我珍宝岛等地，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还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的边缘。面对苏联的军事挑衅，我国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击退了苏联的多次武装入侵。1969年9月，应苏方要求，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晤，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谅解。

第四、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叫嚣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中国为缓和中美关系，努力争取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但美国根本没有诚意，会谈旷日持久，还数度陷入僵局和中断。与此同时，美国恣意策动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并派美舰为其护航，扬言“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为粉粹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串犯大陆的图谋，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慑于中国的坚定态度和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海域为蒋军护航存在的风险，加之大批军舰滞留台湾海峡对美国全球战略不利，美国政府遂转而力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实现“划峡而治”，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分离。美国的这一建议未被接受。我也及时识破了美国险恶用心。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先后采取暂停炮击和逢双日不炮击等作法。正如毛主席所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围绕炮打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场斗争，有力地挫败了美国的阴谋。

1955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插手印支事务，破坏协议的执行。美国从出钱、出枪、出顾问，让越南人打越南人，一直发展到出动几十万军队，对越南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侵略战争。美国还策动老挝内战，对柬埔寨进行颠覆和侵略。印支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我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直至取得完全胜利，用实际行动证明，“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同样，在谈判桌上，我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有力地捍卫了印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克服了来自美国的种种阻挠，同与会国共同努力，于1962年7月达成老挝和平、中立的协议。我国全力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抵抗美国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直至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全国。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五十个。中国已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这一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而美国由于侵越战争拖累，力量相对削弱。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苏联则在加紧同美国争霸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军事部署。西欧、日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亚非拉国家维护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成为反帝、反殖和反霸的主力军。

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他在会见一位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主席还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在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第一、我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调整对美政策。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直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领导人经过直接会谈，于1972年2月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取得突破。1973年1月，中美决定互设联络处，1979年1月两国正式建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美，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第二、着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严重威胁。七十年代，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中苏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进展。考虑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名存实亡，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再延长该条约，中苏两国正式结束同盟关系。与此同时，我国主动建议举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由于苏方拒不解决两国间的实际问题，第一轮谈判无果而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坚决反对苏联的入侵，并采取实际步骤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斗争，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

第三、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其中积极维护正义事业。1971年10月，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标志着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政策的彻底失败。此后，我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出现第三次建交高潮 。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而不懈努力。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局势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受到热烈欢迎。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这一时期，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美国自从越南“脱身”后，国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发展中国家壮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分析，毅然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只有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一心一意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他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那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我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外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国逐步调整对美、对苏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高举团结反霸的旗帜，坚决站在和平一边，“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霸权和战争，我们就反对”。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发展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的正常关系，改善了对苏关系，全面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大为加强。

（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逐步改善和发展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此期间，我国为打开中苏长期对抗和僵持的局面而采取行动。邓小平同志还以消除“三大障碍”为条件提出与苏联谈判。中苏两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89年5，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同志举行了最高级会晤，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与此同时，我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三）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处理我国与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缓解了我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我国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原则，与印度耐心谈判，维持了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我国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我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我国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有力地促进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四）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为妥善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中国同英国和葡萄牙经外交谈判，分别同上述两国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从而为洗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实行对外开放，增进国际间经贸、科技合作。我们彻底结束了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科技交流。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16亿美元。在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我们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取得良好成效。

五、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两极格局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的两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借口“人权”等问题，以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很不安宁。

面对新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贯彻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一）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国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在政治上，我国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经济上，我国除继续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扩大同他们的经济技术合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同越南、蒙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国与老挝签署了边界条约，与越南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与印度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我国同周边国家高层往来频繁。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领导人都访问过中国，我国领导人也都访问过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各国。这些互访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继1996年7月我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国后，双方又于1997年2月成立中国－东盟联合委员会，确立包括五个平行机制的总体对话框架。1997年12月，江泽民主席出席首次中国－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双方确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同南亚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南亚三国，经协商确定，中国－印度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巴基斯坦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尼泊尔建立世代友好睦邻伙伴关系。中国积极参加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的对话与合作，为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同东盟及其他有关国家一起，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了不懈努力。1991年10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8国与柬四方在巴黎签署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我国积极支持并推动东亚合作。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感同身受，同舟共济”的态度，向受打击最大的国家提供了援助，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受到这一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普遍赞扬。中国积极发展同朝鲜北南双方的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参加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独特的建设性贡献。

中国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和东中欧国家的关系。对中东问题，我国采取公正和均衡的政策 ，赢得了普遍赞赏。我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全面发展同本地区各类国家的关系的立场日益为各国所理解。我国先后同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我国同该地区国家高层来往频繁。1999年4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本地区存在的争端和问题，我国采取积极、稳妥、推动和平解决的方针。我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向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物资援助。另一方面，也根据中东形势的变化，对阿以争端采取了均衡立场，推动政治解决，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承认相互的生存权。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对海湾问题，我国明确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要求伊拉克撤军。在安理会通过包含授权对伊动武内容的决议时，我持明确保留态度，投了弃权票。海湾战争爆发后，我呼吁有关各方克制，防止战争蔓延和升级。海湾战争后，在对伊拉克制裁问题上，我一方面强调安理会有关决议应得到切实实施，同时也主张随着决议的实施，应逐步取消对伊制裁。对海湾战后安排问题，我主张海湾事务由该地区国家自己解决。1998年初，美国与伊拉克就武器该查问题发生危机，我国表示联合国有关决议应得到执行，希望伊政府同安理会合作，履行义务，主张在核查中，伊的尊严和主权及正当的安全关切也应得到尊重。我国明确反对利用武器核查问题对伊动武。十年来,我国同西亚北非地区经贸合作不断扩大。199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92亿美元。我国在这一地区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发展较快。近年，我国同该地区的石油和石化项目合作也有发展。

我国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1996年5月，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6国，提出了我国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二十一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的五项原则建议：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依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江主席的建议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对跨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加强磋商与合作。中国坚决支持非洲国家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反对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非洲问题。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密切合作，相互支持。1998年1月1日，中国与南非正式建交。长期以来，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重返联合国的阴谋。我国同非洲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迅速，1997年，贸易总额达56·7亿美元。此外，我国还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援助，援建项目超过600个。

我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拉美同我建交国家增到19个。一些同我国尚未建交的国家也开始考虑同我国发展关系。我国同本地区国家高层往来频繁。我国主要领导人先后访问拉美。中国与拉美地区多边组织及机构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政治磋商和对话加强。1990年以来，中国同拉美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政治磋商机构－里约集团保持着外长级对话关系。1994年，我国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观察员国。1997年5月，加勒比开发银行正式接纳我国为该行成员国。同年10月，南美一体化重要组织－南方共同市场代表团访华，同我国进行了首次对话。中国和拉美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拉美多数国家支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拉经贸合作蓬勃发展。1997年贸易总额达83·75亿美元。此外，我国同拉美国家在经济技术领域、投资领域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取得可喜进展。

十年来，我国同中、东欧各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我国尊重该地区各国人民的选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新型国家关系，我国同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我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表示关注，并坚定地认为，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的内政，应该在尊重南斯拉夫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科索沃地区各民族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中国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空袭。强烈要求北约立即停止轰炸,使科索沃问题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强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应充分听取南联盟的意见。我国为科索沃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得到不断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政府本着尊重前苏联人民的选择的原则，宣布承认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各国政府，并先后同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到目前为止，江泽民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已举行七次最高级会晤。继1994年双方签署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之后，1996年4月，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双方确认，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两国致力于营造和平友好边界，历史遗留下来的绝大多数边界问题已得到解决。双方对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广泛的共识。两国元首、总理和外长之间建立了定期会晤制度已经建立。我们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国和哈萨克期坦已成功地解决的两国间的边界问题。

（三）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和国际上发生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各种方式对我国施加压力，并对我国实施联合“制裁”，使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本来比较平稳的关系出现波折。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信邪、不怕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同时又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谋求同西方国家改善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中美关系。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对华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两国关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决定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在政治上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先后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身份”访问美国，这是台湾当局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有预谋的活动，也是美国损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事件。对此，我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并在台湾海峡附近海域进行了四次军事演习。我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台独”势力，也震动了美国朝野。美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及其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美方重申，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决定，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美两国将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存在的那种战略关系，其实质是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对我国进行了回访。双方同意，共同努力，使中美关系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但今年以来美国国会又掀起一股反华逆流，对中美关系形成冲击。为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朱鎔基总理于今年4月应邀访问美国，宣传我政策主张，并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头。但令人震惊的是，今年5 月8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空袭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对这一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严厉的谴责和强烈的抗议。中国不可欺，中国人民不可侮。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并向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了四项严正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暴行，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同西欧的关系。1989年以后，西欧发达国家一度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致使双边关系严重倒退，政治往来和经贸合作受挫。西欧国家觉察到，制裁对双方都无好处，遂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关系逐步恢复。1991年英国首相、意大利总理先后访华。1992年，李鹏总理访问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我国同西欧的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1994年，江泽民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提出中国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即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这次访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发展。1994年底，欧盟正式取消对华制裁。1995年，欧盟发表对华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主张全面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于1996年提出对华合作新战略，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访华，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道路。1997年5月，法国总统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7月1日，中英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中英关系出现新的开端。进入1998年，欧盟及其成员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欧关系发展的积极举措。2月，欧盟决定在联合国人权会上不搞针对中国的提案。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文件，主张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水平，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双边关系的建议。4月初，朱鎔基总理出席亚欧会议期间同欧盟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欧愿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并决定建立年度领导人会晤机制。在此期间，朱鎔基总理还先后对英国、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998年，欧盟主席桑特、法国总理若斯潘、英国首相布莱尔、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比利时首相德阿纳、芬兰总理利波宁等先后访华。布莱尔访华期间,双方决定建立中英全面伙伴关系。1999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意大利、瑞士和奥地利等国。所有这些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中欧关系的发展。

中日关系。近十年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和各个领域的接触相当频繁，两国各界的友好交流丰富多彩。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两国总理互访并共同确认,要在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的目的。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同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双方认真总结了中日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就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宣言》。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又一个指导两国关系的重要文件。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进展。

（四）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国家在多边外交领域以种种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行径，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强调应充分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主张通过广泛讨论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我国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合理主张和要求，积极参加联合国等组织发起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的活动。我国同77国集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活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主持正义，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和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中国全面参与国际裁军领域的活动，积极推动国际裁军进程，为达成《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了积极贡献。继1985年，我国单方面裁减军队员额100万之后，我国又于1997年裁减军队员额50万。我国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在环境、粮食、预防犯罪、禁毒、难民、妇女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合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人权领域，我国主张对话，反对对抗，1990年以来，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我国连续八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五）实行“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984年12月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后，双方进行了较好的合作，解决了一系列问题。但1989年后，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改变了对华政策，在香港问题上公开与我国对抗。1992年，港督彭定康单方面提出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中英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所谓“政改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英方还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举行了1995年的香港立法局选举，从而破坏了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可过渡到1997年的“直通车”安排。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避免在香港特区成立初期出现法律真空，根据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规定，1996年12月经选举和协商产生的、由400人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香港临时立法会。

由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其他主要国家越来越重视并采取实际步骤改善对华关系，英方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开始在对华、对港策略上进行调整。1997年5月，英国工党执政后，提出使香港成为中英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的主张，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尽管如此，英方在临立会问题上仍坚持错误立场，拒绝为临立会工作提供方便。我国坚持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与此同时，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进行 。1996年起，先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国务院任命了由香港特区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双方在香港成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得到了全面贯彻执行。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工作卓有成效。今年5月，香港特区成功地举行了第一届立法会选举。香港社会稳定，经济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基本保持稳健运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国际社会也普遍看好香港前景。

中国和葡萄牙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3月通过，并由江泽民主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8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99年5月，澳门特区推选委员会选举何厚铧为澳门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并得到国务院的任命。目前，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我国将于今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澳门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两大步，“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树立了范例。

维护我国对台湾的主权是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据此，我们同台湾当局推行的所谓“务实外交”和分裂祖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国同沙特阿拉伯、韩国、南非等国建交后，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国”进一步减少，影响大为缩小。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6年挫败了有关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

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经受了国际风云的严峻考验。展望未来，世界正处在大转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的调整。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纪之交，我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和应变意识。要从国际形势演变的总体趋势上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